在文體樣式上，作家們熱衷於創作長篇小說。長篇小說的數量在90年代大大增加，而且也受到了普遍的關注。在90年代較為活躍的小說家幾乎都創作了一部或幾部長篇小說。王蒙、王安憶、賈平凹、張偉、韓少功、張承誌、餘華、劉震雲、蘇童、格非等，在90年代最有影響的作品，幾乎都是長篇。長篇小說的增多，可以看作是作家和文學“成熟”的某種標誌。作家針對更為廣泛、複雜的問題而長時間地關注於一部作品的創作，有利於更好地表現時代主題。王安憶、張承誌、餘華等作家都在他們的長篇小說中顯示了鮮明的藝術個性。但長篇小說的興盛與商品化文學市場也有密切關係，而且長篇小說的出版往往能形成較大的影響。從閱讀上看，讀者隻要弄清了人物關係，對於一部長篇就可以不斷地看下去，而不需要像讀中短篇小說那樣，每次閱讀都必須從頭開始。從改編影視作品考慮，需要的也主要是長篇。
90年代文學的另一個現象是，文學批評變得越來越具有獨立性。如關於“學術規範”的問題，關於“後學”的討論，關於“人文精神”的論爭等。90年代的文學批評由於引進了歐美6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理論而日趨理論化，文學批評已不完全是對文學作品作出評價，而是尋求自身理論的完整性，是在作品的基礎上進行“創作”。新批評、敘事學理論、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等諸種理論，在90年代的文學批評中都有表現。理論的發展不僅豐富了批評的認知前提，也使得批評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同時，也對文學的闡釋和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
90年代由於文學在生產、傳播方式上的變化，以及文化立場分化的顯現，相應地在文學批評中出現了被稱為“文化批評”的形態。這種批評並不重視對文學作品的“審美”品質作出判斷，而關注作品的文化性質和它如何被生產、被接受的過程，因而對文學的市場化作出了更為有效的解釋。但是，由於這種批評越來越與文學創作脫節，這種現象也引起了很多文學研究者的質疑；而作家從一種傳統的文學批評觀出發，對90年代批評狀況也發出許多責難。
90年代文學狀況
在90年代，大多數文學作品重點表現內容，不太重視文學形式的探索。80年代中後期出現的“先鋒小說”，以及一些“先鋒”詩人對“敘事”和語言的自覺意識的強調，在90年代基本上已作為一種文學的“常識”被接受，融會在普遍的創作追求之中。也有一些作家，如小說領域的韓東、朱文、魯羊、述平、東西、李馮等，詩歌領域的歐陽江河、西川、王家新、翟永明、孫文波、臧棣等，對文學的形式作了新的探索。隻不過，他們在文學界受到的關注，遠不如80年代先鋒實驗那樣熱烈。
90年代文學創作仍然把反思曆史作為主題，但在反思的立場和深度以及曆史的指向上，卻有了不同。從90年代初期起，被稱為“先鋒小說”和“新寫實小說”的作家都不約而同地轉向了曆史題材的寫作。例如餘華的《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蘇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敵人》、《邊緣》，葉兆言的《夜泊秦淮》係列小說和《1937年的愛情》，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麵和花朵》，劉恒的《蒼河白日夢》，池莉的《預謀殺人》、《你是一條河》，方方的《何處是我家園》等。在這些小說中，作家們以整個20世紀的曆史為題材，在“正史”的背景下，書寫個人或家族的命運。有的小說（如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曆史隻是一個忽略了時間限定的與當下的現實不同的空間。所有這些曆史題材小說中，都彌漫著一種滄桑感。個人總是難以把握自己的命運，而成為曆史暴行中的犧牲品。這些小說與五六十年代的史詩性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反思”性相比，更加重視的是一種“抒情詩”式的個人的經驗和命運。因此，有些批評家將之稱為“新曆史小說”。
在90年代的作品中，也包括有“反右”、“文革”等事件的反思性主題。如李銳的《無風之樹》、《萬裏無雲》，王朔的《動物凶猛》，王小波的《黃金時代》等。在散文領域，陸續出版了一些關於50~70年代曆史的紀實性回憶錄。主要的如“火鳳凰文庫”中收入的巴金的《再思錄》、李輝的《人生掃描》等。在批評領域，也有關於反思20世紀的“激進主義”等的討論。此外，還有一些50~70年代重要小說如《紅旗譜》、《浩然文集》的重版和一些過去未能發表的《從文家書》、《無夢樓隨筆》、《顧準日記》等的發掘。這些都是對世紀末人民要求反思曆史的不同的呼應。
90年代商業社會中的消費取向，使得一部分作家更急迫地關注生存的精神性問題。這些作家在80年代就已經確立自己的藝術個性和文學地位，大多有“知青”生活的背景。他們90年代的創作不同程度地表現了關注精神問題和現實批判的主題。這方麵的創作有張承誌的長篇小說《心靈史》和散文《荒蕪英雄路》、《以筆為旗》，張煒的小說《家族》、《柏慧》和散文《融入野地》，韓少功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和散文《夜行者夢語》，史鐵生的小說《務虛筆記》和散文《我與地壇》，王安憶的小說《烏托邦詩篇》、《紀實與虛構》和散文《重建烏托邦》。這些作品往往保持一種“精英”立場，試圖尋求反抗商業社會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精神資源。因而，在這些作品中，強化了人的生存意義與價值等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