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文學作品著重表現了現代都市生活，由於與現實社會的發展保持一定的“同步”關注，這些作品往往重新被“現實主義”理論整合。例如“新寫實”在90年代的發展，“新狀態”、“新體驗”、等命名，都顯示了這種取向。文學在表現“現實”時的基本方式和內容都有一些變化。與此同時“個人”經驗在文學中具有了新的特別的含義。一方麵，意味著脫離80年代的集體性的政治化思想的獨立姿態，另一方麵，個人經驗成了作家據以描述現實的主要參照。前者更多地體現在詩歌寫作中，通常從個人的經曆和經驗以及個人的感受來組織小說的結構，如陳染、林白等女作家的自傳體小說，以及以“親曆者”的身份切入小說的“新狀態”、“新體驗”小說，都是如此。因此，“個人化寫作”（或稱“私人化寫作”）是90年代作家和評論家談論較多的話題。張旻的小說可以看作是這種“個人化寫作”的一例。他的《情戒》、《情幻》、《自己的故事》等小說，多取材於校園人物的生活，以第一人稱的視點展開主人公對自己故事的敘述。主要內容往往與人物的個人情感經曆與欲望體驗相關，著意表現人物的內心衝突和體驗。張旻的敘述委婉平靜，能比較精確地把握細節和感受。
隨著社會發展的日新月異，日益突出的“新”現象，如都市生活，市民趣味等，成為了90年代文學的主要表現內容。80年代“現實主義”所要表現的對象，主要是國家體製之內的人和事。但在90年代，一些體製外的人與事，如都市白領，個體戶，普通市民等，也迅速成了文學的重要表現對象。由於作家無法準確地把握這些現象，因此，他們一般會傾向於從物質存在對個人生存的巨大影響去考慮。例如朱文的《我愛美元》、《單眼皮，單眼皮》，何頓的《弟弟你好》、《生活無罪》，邱華棟的《都市新人類》、《手上的星光》，張欣的《絕非偶然》、《首席》等。這些小說盡管在內容上有新的開拓，但是缺乏思想深度。朱文1991年開始小說寫作，他著重於描寫個人欲望的展開和表現形式。所處理的題材往往帶有某種“道德”反叛性，事件和敘述語言有粗俗化的特點，但是在敘述上卻能夠冷靜地控製節奏，因而顯示出一種特別的活力。何頓擅長於寫以“個體戶”為主的城市小市民，表現這些由“體製內”走向“體製外”的人群的生活經曆。他發展了王朔小說表現的市民生活內容，通過生動的故事具體地展示人物對金錢和欲望的追逐。他的小說以湖南方言作為講述語言，更增加了故事的“原生態”色彩。
社會轉型的文學特點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轉型，國家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步伐正在加快，社會經濟體製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製轉型。在這種情形下，傳統意識形態的格局也相應地發生了調整，知識分子原先所處的社會文化的中心地位漸漸失落，向社會文化空間的邊緣滑行。知識分子的社會理想激情受到再三的挫敗以後，在文學創作上則體現為對於傳統的道德理想的懷疑，轉向對個人生存空間的真正關懷。
在當代文學史上，文學藝術一向是作為國家政治權力的宣傳工具而存在的，某種意義上說，長達40年的文學創作中，公開發表的作品隻能是國家意誌的體現，作家可能在具體創作過程中滲透了有限的主體意識，但不可能持真正的個人立場進行創作。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來自群眾性的審美要求越來越多樣化，當代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無主潮、無定向、無共名的現象，幾種文學走向同時並存，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共生。如宣傳主旋律的文藝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門的經濟資助和國家評獎鼓勵來確認其價值；消費型的文學作品是以獲得大眾文化市場的促銷成功為其目的；純文學的創作則是以圈子內的行家認可和某類讀者群的歡迎為標誌，也有某些更前衛的文學藝術以獲取國外的資助與青睞為目標，等等。由於多種並存的時代主題構成了相對的多層次的複合文化結構，才有可能出現文學多種走向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