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九十年代文學(8)(2 / 3)

《能否營造“大散文”》(辛憲錫)則指出:“大散文的大,不能僅僅理解為篇幅大,而主要指:題材的背景大,內容的容量大,著眼的角度大,謀篇的布局大,行文的氣勢大,感情的力度大。”(《文彙報》、《散文創作放談》綜觀這三家的觀點,辛憲錫和賈平凹所提的“大散文”內涵是不同的,賈平凹主要指散文形式的廣泛包容性。辛憲錫主要指散文的大氣魄。這兩者雖同用了“大散文”一詞,但實際內涵不同,也不矛盾,而劉錫慶與賈平凹的觀點是針鋒相對的。實際上,賈平凹提倡“大散文”,而劉錫慶提倡的是“狹義散文”。複旦一位教授在其《散文創新斷想》中談到了“廣義散文”和“狹義散文”:“這寬與窄、廣與狹的兩種散文觀念同時並存已有千年之久,在文學史的長河中,時時閃起寬窄,廣狹之爭的浪花,但散文本身,還是像流水般活潑地前行。”他的觀點是“隻能讓寬窄兩種理解同時並存”,不過,“不妨把散文理解得寬一點,這似乎更有利於散文的創新和繁榮。”他提出了“綜合散文的創新和繁榮之路”,他說“所謂綜合,就是把多方麵的不同類別的事物組合在一起。當散文達到了這個綜合的境界,還有什麼陳舊的觀念可以約束它呢!那時候,哲理散文、寫景散文、曆史散文、科學散文、政論散文、隨感散文、電影散文、電視散文、電腦散文……無數種新穎與古老、中國與外國的散文樣式交錯融合,使散文天地更加廣闊,達到一個日新月異的境地,一個妙不可言的綜合境地。這時候散文的觀念是那樣解放,它就能容忍任何驚世駭俗的創新。”

他的觀點似乎與賈平凹的“大散文”觀點相近,但實質上又有區別,賈平凹認為“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而他認為隻有具備“文學性”的文章才算散文。

強調“狹義散文”的劉錫慶認為,當代散文最急迫的問題是“更新觀念,淨化文體”,使散文從此走上通衢大道。但是究竟怎樣“淨化”,他卻沒有提出具體的範疇和規範使人操作。

由於散文體裁的靈活性,它能隨著散文創作實踐的變化而變化,所以對於散文觀念的變革不能操之過急,改革是一種漸變的過程。

90年代散文觀念的變革,是從80年代開始逐步、零星、局部地發展起來,然後漸漸豐滿的。而且,整體性,係統性的散文理論框架尚未搭就,有待於今後散文理論界的努力。但總體來講,90年代的散文觀念對散文的廣泛包容性的認識比以前有了突飛猛進的擴展。

綜上所述,90年代的散文,由於大量吸收了中國古代及近代散文的精華,特別是台灣林語堂、梁實秋等作家的散文作品在大陸的大量出版,外國隨筆散文的大量翻譯整理出版,思想領域的進一步解放,使散文這一文體產生了空前的繁榮,這是社會轉型期文學界最大的收獲,它給散文這一體裁注入了新的活力。

90年代影視

對於整個中國而言,90年代可以說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年代。一係列重大的政治事件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1999年11月15日與美國簽訂了WTO雙邊談判協議,從而為成功地融入國際社會主流邁出了極具成效性的一步。與此同時,百年殖民地香港、澳門的相繼回歸到慶祝新中國成立五十周年,舉國上下共同製造並經曆著一場場偉大而隆重的狂歡。

更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消費文化基本發展成型,大眾文化成為人們主要的文化需求,並基本上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業運作方式。而影視戲劇作為一種操作性極強的並能迅速投入市場的文學樣式,正越來越受人青睞。

於是,政治的經典與經濟的繁榮、日常生活與大眾文化相互結合,構成中國影視的主旋律,成為時代突出的主題,形成獨特的90年代文化風景。

90年代,主流影視的重點在於高揚時代主旋律,大力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熱愛祖國,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積極反映沸騰的現實生活,強烈表現無私奉獻精神,基調昂揚向上,激發人們追求理想,催人奮進是這一時期的主旋律。

90年代初,一些重大革命曆史為題材,記錄革命領袖、民族鬥士的傳記片,作為時代“主旋律”,反映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如《紅色戀人》、《國歌》、《黃河絕戀》、《毛澤東在1925》、《橫空出世》、《長征》、《鷹擊長空》、《忠誠》和《我的1919》等。

《我的1919》講述了世紀初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官不畏強權與列強抗爭的故事;《紅色戀人》講述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上海地下共產黨員的愛情故事;《國歌》講述了抗日戰爭時期《國歌》的創作經過。著名導演馮小寧以頌揚國家和民族主義的戰爭為題材,他以三種顏色命名的戰爭三部曲《紅河穀》、《黃河絕戀》、《紫日》以及電視劇《北洋水師》、《大空戰》等基本屬於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力作。《黃河絕戀》講述的是抗日戰爭時期一個中國女人與一個美國男人的愛情故事,以及這個美國男人對八路軍戰士、中國文化、中國革命從逐漸認同、發展到鍾愛的過程,這段經曆使滿懷傲慢與偏見的美國男飛行員人性得以升華。《紅河穀》中頭人的女兒丹珠和英國人瓊斯的靈魂得到洗禮,丹珠的不畏強權傾情歌唱,實際上標誌著她已經從一個自私的、桀驁不馴的少數民族公主升華為民族英雄。而戰爭過後瓊斯終於找到“聖山”,完成了將一個西方人由征服者變為被征服者的過程。《紫日》中日本少女在戰爭中人性走向升華。幾部影片基本都是通過外國人的視角看待中國及其革命的,都是以外國男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作為影片弘揚的主題,這樣的作品在藝術上具有創新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