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了大半天，把他的名姓忘了，還沒有告訴出來。他姓朱，名字叫“雅儒”。我們學校裏的稱呼，本來是連名帶姓叫的，大家叫他“朱雅儒”“朱雅儒”；而他叫人，卻總不把名字放進去，隻叫一個姓氏，底下添一個君字。因此他總不直呼其名的叫我“李厥民”，而以“李君”兩字叫我。我起初還聽不慣，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後來也就學了他，叫他“朱君”“朱君”了。陳家的老頭兒既然這樣的重視他，對於他父親提出的借款問題，當然是百無一拒的。所以我想他們家裏，欠陳家的款，一定也是不在少數。那一天，正月初五的那一天，他父親向陳家去借了驢車驢子，送我們進城來，我在路上因為沒有話講，就對他說：“可惜陳家的惠英沒有讀書，她實在是聰明得很！”他起初聽了我這一句話，臉上忽而紅了一紅，後來覺得我講這話時並沒有惡意含著，他就歎了一口氣說：“唉！天下的恨事正多得很哩！”我看他的神氣、似乎他不大願意我說這些女孩兒的事情，所以我也就默默的不響了。
那一天到了學校之後，同學們都還沒有回來，我和他兩個人逛逛廠甸，聽聽戲，也就貓貓虎虎將一個寒假過了過去。開學之後，又是刻版的生活，上課下課，吃飯睡覺，一直到了暑假。
暑假中，我因為想家想得心切，就和他別去，回南邊的家裏來住了兩個月。上車的時候，他送我到車站上來，說了許多互相勉勵的話，要我到家之後，每天寫一封信給他，報告南邊的風物。而我自家呢，說想於暑假中去當兩個月家庭教師，好弄一點零用，買一點書籍。
我到南邊之後，雖則不天天寫信，但一個月中間，也總計要和他通五六封信。我從信中的消息，知道他暑假中並不回家去仍住在北京一家姓黃的人家教書，每月也可得二十塊錢薪水。
到陽曆八月底邊，他寫信來催我回京，並且說他於前星期六回到殷家集去了一次，陳家的惠英還在問起我的消息呢。
因為他提起了惠英，我倒想起當日在殷家集過年的事情來了。惠英的貌並不美，不過皮膚的細白實在是北方女子中間所少見的。一雙大眼睛，看人的時候，使人要懼怕起來；因為她的眼睛似乎能洞見一切的樣子。身材不矮不高，一張團團的麵使人一見就覺得她是一個忠厚的人。但是人很能幹，自她後母死後，一切家計都操在她的手裏。她的家裏，灑掃得很幹淨。西麵的一間廂房，是她的起坐室，一切賬簿文件，都擱在這一間間房裏。我和朱君於過年前後的幾天中老去座談的，也是在這間房裏。她父親喜歡喝點酒，所以正月裏的幾天，他老在外頭。我和朱君上她家裏去的時候，不是和她的幾個弟弟說笑話，談故事，就和她講些北京學校裏的雜事。朱君對她嚴謹沉默，和對我們同學一樣。她對朱君亦沒有什麼特別的親熱的表示。
隻有一天，正月初四的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朱君忽而從家中走了出去。我和他父親談了些雜天，抽了一點空，也順便走了出來，上前麵陳家去，以為朱君一定在她那裏坐著。然而到了那廂房裏，和她的小兄弟談了幾句話之後。問他們“朱君來過了沒有？”他們都搖搖頭說“沒有來過”。問他們的“姐姐呢？”他們回答說“病著，睡覺了。”
我回到朱家來，正想上炕去睡的時候，從前麵門裏朱君卻很快的走了進來。在煤油燈底下，我雖看不清他的臉色，然而從他和我說話的聲氣及他那雙紅腫的眼睛上看來，似乎他剛上什麼地方去痛哭了一場似的。
陽曆九月初，我到了北京，朱君早已回到學校裏來，床位飯案等事情，他早已為我弄好，弄得和他在一塊。暑假考的成績，也已經發表了。他列在第二，我卻在他的底下三名的第五，所以自修室也合在一塊兒。
開學之後，一切都和往年一樣，我們的生活也是刻版式的很平穩的過去了一個多月。北京的天氣，新考入來的學生，和我們一班的同學，都是同上學期一樣的沒有什麼變化，可是朱君的性格卻比從前有點不同起來了。平常本來是沉默的他，入了陽曆十月以後，更是悶聲不響了。本來他用錢是很節省的，但是新學期開始之後，他老拖了我上酒店去喝酒去。拚命的喝幾杯之後，他就放聲罵社會製度的不良，罵經濟分配的不均，罵軍閥，罵官僚，末了他尤其攻擊北方農民階級的愚昧，無微不至。我看了他這一種悲憤，心裏也著實為他所動，可是到後來隻好以順天守命的老生常談來勸他。本來是勤勉的他，這一學期來更加用功了。晚上熄燈鈴打了之後，他還是一個人在自修室裏點著洋蠟，在看英文的愛倫凱，倍倍兒，須帝納兒等人的書。我也曾勸過他好幾次，教他及時休養休養，保重身體。他卻昂然的對我說：“像這樣的世界上，像這樣的社會裏，我們偷生著有什麼用處？什麼叫保重身體？你先去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