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車站上來往躞蹀著的時候，我心中這樣地思想著。在不知不覺之中，車站中已漸漸地有生氣起來了。賣票處，煙攤，報攤，都已陸續地開了門，從鎮上來的旅客們，也開始用他們的嘈雜的語音充滿了這個小小的車站了。
我從我的沉思中走了出來，去換了些西班牙錢，到賣票處去買了裏程車票，出來買了一份昨天的《太陽報》（ElSol），一包煙，然後回到安放著我的手提箱的長椅上去。長椅上已有人坐著了，一個老婦和幾個孩子。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一共是四個孩子。而且最大的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已經在開始一張一張地撕去那貼在我提箱上的各地旅館的貼紙了。我移開箱子坐了下來。這時候，有兩個在我看來很別致的人物出現了。
那是郵差，軍人，和京戲上所見的文官這三種人物的混合體。他們穿著綠色的製服，佩著劍，頭麵上卻戴著像烏紗帽一般的黑色漆布做的帽子。這製服的色彩和灰暗而籠罩著陰陰的尼斯各尼亞的土地以及這個寒傖的小車站顯著一種異樣的不調和，那是不用說的；而就是在一身之上，這製服，佩劍，和帽子之間，也表現著絕端的不一致。“這是西班牙固有的駁雜底一部分吧。”我這樣想。
七點鍾了。開到了一列火車，然而這是到桑當德爾（Santander）去的。火車開了，車站一時又清冷起來。要等到八點二十分呢。
我靜穆地望著鐵軌，目光隨著那在初陽之下閃著光的兩條鐵路的線伸展過去，一直到了迷茫的天際。在那裏，我的神思便飄舉起來了。
（載《新中華》第四卷第五期，一九三六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