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問題好像我國哲學上性善與性惡問題一樣，實是文藝上聚訟不清的大糾紛。人生派把文藝的目的放在文藝以外，主張文藝須有利於社會，有益於道德，藝術派主張文藝的目的就是美，美以外別無目的。前者可以托爾斯泰（LTolstoi）與諾爾道（MaxNordau）等為代表、後者可以前節所說的王爾德等為代表。要詳細知道，可去看看托爾斯泰的《藝術論》，諾爾道的《變質論》，王爾德的《架空的頹廢》。
這兩種極端相反的趣向，在我國古來亦有。韓愈的所謂“文以載道”，是近乎人生派一流的口吻，昭明太子的所謂“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慎，文章且須放蕩。”是近乎藝術派的口吻。這二派在我國，要算人生派勢力較強，曆代都把文藝為勸善懲惡或代聖賢立言的工具，戲劇是用以“移風易俗”的，小說是使“聞之者足戒”的。文字要“有功名教”，“有益於世道人心”，才值得讚賞，否則隻是“雕蟲小技”。
人生派與藝術派究竟孰是孰非，這裏原不能數言決定，其實，兩派都隻是一種絕端的見解而已。
絕端地把文藝局限於功利一方，是足以使真文藝撲滅的。試看，從來以勸善懲惡為目的的作品裏何嚐有好東西？甚至於有借了這勸善懲惡的名義來肆行傳播猥褻的內容的，如什麼《貪歡報》，《殺子報》，不是都以“報”字作著護符的嗎？露骨的勸善懲惡的見解，在文藝上，全世界現在似乎已絕跡了，但以功利為目的的文藝思想，仍取了種種的形式流行在世上，或是鼓吹社會思想，或是鼓吹婦女解放，或是鼓吹宗教信仰。名為文藝作品，其實隻是一種宣傳品而已。這類作品愈露骨時，愈失其文藝的地位。
人生派的所謂“人生”者往往隻是“功利”，因此其所謂“為人生的藝術”者，結果隻是“為功利的藝術”而已。人生原有許多方麵，把人生隻從功利方麵解釋，不許越出一步，這不消說是一種褊狹之見。
至於藝術派的主張如王爾德的所謂“藝術在其自身以外，不存任何目的，藝術自有獨立的生命，其發展隻在自己的路上。”亦當然是一種過於高蹈的議論。我們不能離了人來想象文藝，如果沒有人，文藝也決不能存在。藝術之中也許會有使人以外的東西悅樂的，如音樂之於動物。
但文藝究是人所能單獨享受的藝術，玩賞藝術的不是藝術自身，究竟是人。如果文藝須以人為對象，究不能不與人發生關係。藝術派主張文藝的目的在美，那麼，供給人以美，這事本身已是有益於人，也是為“人生的藝術”，與人生派相差隻是意義的廣狹的罷了。這兩派的糾紛，問題似隻在“人生”二字的解釋上。
人生是多元的，人的生活有若幹的方麵，故有若幹的對象。知識生活的對象是“真”，道德生活的對象是“善”，藝術生活的對象是“美”。我不如藝術派所說，相信“美”與“善”無關，是獨立的東西，但亦不能承認人生派的主張，把“美”隻認為“善”的奴仆。我相信文藝對人有用處，但不讚成把文藝流於淺薄的實用。
文藝的本質是超越現實功利的美的情感，不是真的知識與善的教訓。但情感不能無因而起，必有所緣，因了所緣，就附帶有種種實質，或是關於善的，或是關於真的。
我們不應因了這所附帶的實質中有善或真的分子，就說文藝作品的本質是善的或是真的。
易卜生（HIbsen）作了一本《傀儡家庭》的戲劇，引起全世界的婦女問題，婦女的地位因以提高了許多。有幾個婦女感激易卜生的恩惠，去向他道謝意，說幸虧你提倡婦女運動。易卜生卻說，我不知道什麼婦女運動不婦女運動，我隻是作我的詩罷了。易卜生是有名的社會問題劇作家，尚且有這樣的話。這段逸話實暗示著文藝上的一件大事，創作與宣傳的區別亦就在此。易卜生所作的隻是他自己的詩，並不想借此宣傳什麼，鼓吹什麼，就是所謂超越現實功利的美的情感，婦女娜拉就是這美的情感的所緣。這所緣因了國土與時代而不同，文藝因了國土與時代也隨了有異（所謂文藝是時代的反映是國民性的反映者就為了此）。但所異者隻是所緣，不是文藝本身。文藝本身卻總是以美的情感為本質的。
七文藝的真功用
我在上節說，我相信文藝有用處，但不讚成把文學流於淺薄的實用。那麼文藝的功用何在呢？
我國從來對於文藝，有的認作勸懲的手段，有的認作茶餘酒後的消遣。前者屬於低級的人生派的見解，後者屬於低級的藝術派的見解，都不足表出文藝的真功用。
在這裏，為要顯明文藝的真功用，敢先試作一番玄談。莊子有所謂“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話，凡是實用的東西，大概其用處都很狹窄，被局限於某方麵的。舉例說，筆可以寫字作畫，但其用隻是寫字作畫而已，金雞納霜可以愈瘧，但其用隻是愈瘧而已。反之，用的範圍很廣的東西，因為說不盡其用處的緣故，一看就反如無用。莊子所說的“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當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