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類人大概不能了解詩，隻能了解小說戲劇，因為小說戲劇有事件，而詩則除了敘事詩以外，差不多沒有事件。其實，小說之中沒有事件可說的盡多，近代自然主義的小說，其事件往往盡屬日常瑣屑，毫無怪異可言，即就劇而論，也有以心理氣氛為主，不重事件的。在這種藝術作品的前麵，這類人就無法染指了。
作品的梗概不消說是讀者第一步所當注意的。但如果隻以事件為興味的中心，結果將無法問津於高級文藝，而高級文藝在他們眼中，也隻成了一本排列事件的賬簿而已。
其次，同情於作中的人物，以作中的人物自居者，也屬於這一類。讀了《西廂記》，男的便自以為是張君瑞，讀了《紅樓夢》，女的便自以為是林黛玉，看戲時因為同情於主人公的結果，對於戲中的惡漢感到憤怒，或者甚而至於切齒痛罵，諸如此類，都由於執著事件，以事件為趣味中心的緣故。
較進步的鑒賞法是耽玩作品的文字，或注意於其音調，或玩味其結構，或讚賞其表出法。這類的讀者大概是文人。一個普通讀者，對於一作品亦往往有因了讀的次數，由事件興味進而達到文字趣味的。《紅樓夢》中有不少的好文字，例如第三回敘林黛玉初進賈府與寶玉相見的一段：
“……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她。’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她，然看著麵善，心裏倒象是舊相識，恍若遠別重逢一般。’……”
在過去有青梗峰那樣的長曆史，將來有不少糾紛的男女二主人公初會時，男主人公所可說的言語之中，要算這樣說法為最適切的了。這幾句真不失為好文字。但除了在文字上有慧眼的文人以外，普通的讀者要在第一次讀《紅樓夢》時就體會到這幾句的好處，恐是很難得的事。
文字的鑒賞原不失為文藝鑒賞的主要部分，至少比事件趣味要勝過一籌。但如果僅隻執著於文字，結果也會陷入錯誤。例如詩是以音調為主要成分的，從來盡有讀了琅琅適口而內容全然無聊的詩，不，大部分的詩與詞，完全沒有什麼真正內容的價值，隻是把平庸的思想辭類，裝填在一定文字的形式中的東西，換言之，就是靠了音調格律存在的。我們如果執著於音調格律，就會上他們的當。小說不重音律，原不會像詩詞那樣地容易上當，但好的小說不一定是文字好的。托斯道夫斯基（Dostoyevski）的小說，其文字的拙笨，凡是讀他的小說的人都感到的，可是他在文字背後有著一種偉大吸引力，能使讀者忍了文字上的不愉快，不中輟地讀下去。左拉的小說也是在文字上以冗拙著名的，卻是也總有人喜讀他。
一味以文字為趣味中心，僅注重乎文藝的外形，結果不是上當，就容易把好的文藝作品交臂失之，這是不可不戒的。中國人素重形式，在文藝上動輒容易發生這樣的毛病，舉一例說，但看坊間的《歸方評點史記》等類的書就可知道了。《史記》，論其本身的性質是曆史，應作曆史去讀，而到了歸、方手裏，就隻成了講起承轉合的文章，並非闡明前後因果的史書了。從來批評家的評詩、評文、評小說，也都有過重文字形式的傾向。
對於文藝作品，隻著眼於事件與文字，都不是充分的好的鑒賞法，那麼，我們應該取什麼方法來鑒賞文藝呢？
讓我在回答這問題以前，先把前節的話來重複一下。
文藝是作家的自己表現，在作品背後潛藏著作家的。所謂讀某作家的書，其實就是在讀某作家。好的文藝作品，就是作家高雅的情熱，慧敏的美感，真摯的態度等的表現，我們應以作品為媒介，逆溯上去，觸著那根本的作家。托爾斯泰在其《藝術論》裏把藝術下定義說：
“一個人先在他自身裏喚起曾經經驗過的感情來，在他自身裏既經喚起，便用諸動作、諸線、諸色、諸聲音、或諸以言語表出的形象來傳這感情，使別人可以經驗同一的感情——這是藝術的活動。”
“藝術是人類活動，其中所包括的是一個人用了某一種外的記號，將他曾經體驗過的種種感情，意識地傳給別人，而且別人被這些感情所動，也來經驗它們。”
感情的傳染是一切藝術鑒賞的條件，不但文藝如此。
大作家在其作品中絞了精髓，提供著勇氣、信仰、美、愛、情熱、憧憬等一切高貴的東西，我們受了這刺激，可以把昏暗的心眼覺醒，滯鈍的感覺加敏，結果因了了解作家的心境，能立在和作家相近的程度上，去觀察自然人生。在日常生活中，能用了曾在作品中經曆過的感情與想念，來解釋或享樂。因了耽讀文藝作品明識了世相，知道平日自認為自己特有的短處與長處，方是人生共通的東西，悲觀因以緩和，傲慢亦因以減除。
好的文藝作品，真是讀者的生命的輪轉機，文藝作品的鑒賞也要到此境地才是理想。對於作品，僅以事件趣味或文字趣味為中心，實不免貽“買櫝還珠”之消，是對不起文藝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