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亞兩洲交界處，有一段路頗有些中國意境，綿延不斷的青山與悠然流著的河水，在幾裏路中隻隨意曲了幾曲。山高而峻，不見多少峰巒，如削成的一座大圍屏。車在山下沿著河走；河岸也是高峻，水像突然掉下去似的。從山頂到河麵，是整整齊齊的兩疊；除曲了那幾曲外，這幾裏路中都是整齊的。整齊雖已是西方的好處，但那高深卻還近乎中國的山水詩或山水畫。河中見一狹狹的小舟，一個人坐著緩緩地劃槳，那船和人都是灰暗的顏色；這才真是中國畫了。
車中一間屋睡四個人，而我們隻有三個。上車時想著能老占著一間屋就好。但晚上便來了一個女人，像是做工的或種地的。她坦然睡了上鋪；這在國內是不會有的——我們不但是三個男人，並且是三個外國人！第二天她下車了，來的是三等車中唯一的紳士；他大概因為晚上我們出入拉門，擾他清夢，下一天搬到別屋裏去。以後來的是兵，兵，兵！我們都說與兵有緣分呢。最後來了經濟學博士，他的名字，我還記得，是約瑟，是玩紙牌時要按名記分，他告訴我們的。從前來者都隻說俄國話，我們偶然也能答應一兩個字；是從萬國臥車公司的指南上學來，如“不”“三個”“多少”之類。“不”字用得最多，伴著的是一搖頭。這自然幹脆不過，但往往從此打斷了談話；到這地步，那一位大概不是站在門外窗口去看風景，便是閉上眼睡覺。這位約瑟君卻不同，他除俄國話外，自己說還懂得法文；LH兩位都懂法文，我們立刻覺得屋裏更有意思起來了。
但約瑟君的法文卻實在不夠用，他隻能說些單字。LH兩位應付得很費力，可是他愛說話極了，老是支支節節地談下去。他告訴我們，俄國報說漢口黨人燒了美孚煤油公司；又問起好幾個中國人的名字。難為他記得住這些名字！有一個下午，他拿了紙筆，畫了地圖，和我們議論天下大事。他說俄國從美國買機器，而賣糧食給它；中國從美國買糧食和日用品，白讓它賺了錢去。他在地圖上點了幾點，寫著“血！”“血！”說中國隻能將血滴給美國，沒有別的。他似乎以為中國全然美國化了，這樣東西也問“亞美利加？”那樣也問“亞美利加？”甚至我送他一包香片。也問“亞美利加？”我們趕緊說“中國”，“中國”，才收下了。
他又問我們什麼黨。我們三個都不在黨；他奇怪極了，指著胸道，“我——博士——共產黨！”指在他身旁的朋友——也是經濟學博士——道，“他——博士——共產黨！”他喜歡喝酒，常和他的朋友上飯車去喝。也邀過我們兩三次，總說，“同誌——啤酒，”一麵指著飯車那方麵。我們都謝了。最後他似乎不大好意思，指點著道，“我——布爾喬——你們——普羅利特利亞特！”他又常指著他的衣服道，“不好看——俄羅斯；”指著我們的道，“亞美利加！”（兩三天後在另一車上和一個十八歲的俄國工人談話，一位高麗人給翻譯。這是個天真爛漫的工人，他的衣服比我們粗糙多了，可是比我們貴多了。他露出羨慕的顏色，但我想起約瑟君的話，倒有些羨慕他們。）他是個和藹的人，很幫我們的忙。快到莫斯科時，他一麵剝著鬆子（沿路見俄國人吃鬆子的甚多，一粒粒地摘下來嗑著，似乎比嗑瓜子有意思），一麵告訴我們他有妻有子，現在家裏等著他呢。又指著遠處，說他夏天和他們住在城外，天涼了才搬進城去。下車後他還特地到窗前來和我們揚手作別。他是黑頭發，紫臉膛，繞腮胡根子；他說他現在是一個經濟雜誌編輯人。
本該下午兩點到莫斯科；誤了五點鍾，到時天已全黑了。
去波蘭的車就要開；滿心想看看莫斯科，卻隻見一片黑夜，我隻得帶著最大的失望上車走了。第二天下午在波蘭換車上巴黎去。晚上到飯車吃飯，侍者穿著小禮服，鞠著躬和客人說話，客人也大都換上整齊的衣服端端正正坐著，與俄國飯車空氣大不相同。我漸漸有些拘束起來了。
弟自清，11月15日，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