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文都出於口語；而且無論如何複雜，原都本於口語，所以都是一種語言。語言不能離開聲調，詩文是為了讀而存在的，有朗讀，有默讀；所謂“看書”其實就是默讀，和看畫看風景並不一樣。但詩跟文又不同。詩出於歌，歌特別注重節奏；徒歌如此，樂歌更如此。詩原是“樂語”，古代詩和樂是分不開的，那時詩的生命在唱。不過詩究竟是語言，它不僅存在在唱裏，還存在在讀裏。唱得延長語音，有時更不免變化語音；為了幫助聽者的了解，讀有時是必需的。有了文字記錄以後，讀便更普遍了。《國語·楚語》記申叔時告訴士怎樣做太子的師傅，曾說“教之詩……以耀明其誌”。教詩明誌，想來是要讀的。《左傳》記載言語，引詩的很多，自然也是讀，不是唱。讀以外還有所謂“誦”。《墨子》裏記著儒家公孟子“誦詩三百”的話。《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衛獻公叫師曹“歌”《巧言》詩的末章給孫文子的使者孫蒯聽。那時文子在國境上，獻公叫“歌”這章詩，是罵他的，師曹和獻公有私怨，想激怒孫蒯，怕“歌”了他聽不清楚，便“誦”了一通。這“誦”是有節奏的。誦和讀都比“歌”容易了解些。
《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玄注：“以聲節之曰誦。”誦是有腔調的；這腔調是“樂語”的腔調，該是從歌脫化而出。《漢書·藝文誌》引《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而“賦者，古詩之流也”（班固《兩都賦》序）。這“誦”就是師曹誦《巧言》詩的“誦”和公孟子說的“誦詩三百”的“誦”，都是“樂語”的腔調。這跟言語引詩是不同的。言語引詩，隨說隨引，固然不會是唱，也不會是“誦”，隻是讀，隻是朗讀——本文所謂讀，兼指朗讀、默讀而言，朗讀該是口語的腔調。現在兒童的讀書腔，也許近乎古代的“誦”；而宣讀文告的腔調，本於口語，卻是朗讀，不是“誦”。戰國以來，“詩三百”和樂分了家，於是乎不能歌，不能誦，隻能朗讀和默讀；四言詩於是乎隻是存在著，不再是生活著。到了漢代，新的音樂又帶來了新的詩，樂府詩，漢末便成立了五言詩的體製。這以後詩又和樂分家。五言詩四言詩不一樣，分家後卻還發展著，生活著。它不但能生活在唱裏，並且能生活在讀裏。詩從此獨立了；這是一個大變化。
四言變為五言，固然是跟著音樂發展，這也是語言本身在進展。因為語言本身也在進展，所以詩終於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而隻生活在讀裏。但是四言為什麼停止進展呢？我想也許四言太呆板了，變化太少了，唱的時候有音樂幫襯，還不大覺得出；隻讀而不唱，便漸漸覺出它的單調了。不過四言卻宜入文，東漢到六朝，四言差不多成了文的基本句式；後來又發展了六言，便成了所謂“四六”的體製。文句本多變化，又可多用虛助詞，四言入文，不但不板滯，倒覺得整齊些。這也是語言本身的一種進展。語言本身的進展，靠口說，也靠朗讀，而在言文分離像中國秦代以來的情形之下，詩文的進展靠朗讀更多——文尤其如此。五言詩脫離音樂獨立以後，句子的組織越來越凝練，詞語的表現也越來越細密，原因固然很多，朗讀是主要的一個。“讀”原是“抽繹義蘊”的意思。隻有朗讀才能玩索每一詞每一語每一句的義蘊，同時吟味它們的節奏。默讀隻是“玩索義蘊”的工作做得好。唱歌隻是“吟味節奏”的工作做得好——，卻往往讓義蘊滑了過去。
六朝時佛經“轉讀”盛行，影響詩文的朗讀很大。一麵沈約等發見了四聲。於是乎朗讀轉變為吟誦。到了唐代，四聲又歸納為平仄，於是乎有律詩。這時候的文也越見鏗鏘入耳。
這些多半是吟誦的作用。律詩和鏗鏘的駢文，我們可以稱為諧調，也是語言本身的一種進展。就詩而論，這種進展是要使詩不經由音樂的途徑，而成功另一種“樂語”，就是不唱而諧。目的是達到了，靠了吟誦這個外來的影響。但是這種進展究竟偏畸而不大自然，所以盛唐諸家所作，還是五七言古詩比五七言律詩多（據施子愉《唐代科舉製度與五言的關係》文中附表統計，文見《東方雜誌》四十卷八號）。並且這些人作律詩，一麵還是因為考試規定用律詩的緣故。後來韓愈也少作律詩，他更主持古文運動，要廢駢用散，都是在求自然。那時古文運動已經開了風氣；律詩卻因可以悅耳娛目，又是應試必需，逐漸昌盛。晚唐人有“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髭”，“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等詩句，特別見得對五律用力之專。而這種氣力全用在“吟”上。律詩自然也可朗讀，但它的生命在“吟”，從杜甫起就有“新詩改罷自長吟”的話。到了宋代，古文替代了駢文，詩也跟著散文化。七古七律特別進展；七律有意用不諧平仄的句子，所謂“拗調”。這一切表示重讀而不重吟，回向口語的腔調。後世說宋詩以意為主，正是著重讀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