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不是選精揀肥的，它是兼容並包的。說某些經驗宜於藝術，某些經驗不宜於藝術，是沒有這回事的。任何劇烈的，沉思的，肉感的，奇怪的，討厭的經驗，隻須人要求認識，都可以用上藝術的工夫。如果所有的藝術都這樣，藝術的一體的詩便也這樣。沒有某些“種”經驗是詩所專有的；換句話說，詩使人認識的經驗，並不是詩所獨專的。詩使人認識的經驗可以是“屬於”任何事情的經驗。像詩這種藝術所時常用的，這經驗可以是愛的經驗，或者神的意念，或者死，或者現世界的美——這美是常在的，可是對於每一新世代又常是新奇的。但這經驗也可以是，而且時常是，一種很不同的經驗。它可以是一種強烈的經驗，需要強烈的詩句，需要驚人的詩的聯想，需要緊縮的詩的描述，需要咒語般的詩的詞兒。它可以是一種經驗，強烈性如此之大，隻有用相當的強烈性的安排才能使它成形，像緊張的飛，使翅子的振動有形有美一樣。
詩對於劇烈的情感的作用，像結晶對於煉鹽，方程式對於複雜的思想一般——舒散，認明，休止。詞兒有不能做到的，因為它們隻能說；韻律與聲音有不能做到的，因為它們不能說；詩卻能做到詞兒、韻律與聲音所不能做到的，因為它的聲音和文詞隻是一種咒語。隻有詩能以吸收推理的心思，能以解放聽覺的性質，能以融會感覺表麵的光怪陸離；這樣，人才能授受強烈的經驗，認識它，知道它。隻有詩能將人們最親密因而最不易看出的經驗表現在如此的形式裏，使讀著的人說：“對了……對了……是像那樣……真是像那樣。”
所以，如果詩是藝術，便沒有一種宗教的規律，沒有一種批評的教條，可以將人們的政治經驗從詩裏除外。隻有一個問題：我們時代的政治經驗，是需要詩的強烈性的、那種強烈的經驗嗎？我們時代的政治經驗，是像詩，隻有詩，所能賦形，所能安排，所能使人認識的經驗，同樣私人的，同樣直接的，同樣強烈的那種經驗嗎？
在我們已經不是年輕人的生活中，過去有時候政治經驗既不是親密的，也不是私人的，也無所謂強烈的。在大戰以前的年代，政治是外麵的事情，在人們生活裏不占地位，隻像遊戲、娛樂、辯論比賽似的。一個人生活在他的屋子裏，他的街市裏，他的朋友裏；政治是在別的地方。公眾世界是公眾世界；私有世界是私有世界。那時候詩隻與私有世界發生交涉。詩說到公眾世界時，隻從私的方麵看；例如表現國家的公共問題，卻隻說些在王位的私有的神秘一類話。要不，它便放棄了詩的權利，投入國家的政治服務裏了，像吉伯齡和不列顛帝國派詩人所曾做的。
三十年前，公眾世界是公眾世界，私有世界是私有世界，這是真的；三十年前，詩就性質而論，與公眾世界絕少交涉，也是真的。但到了今天，這兩種情形並不因此還靠得住。的確，不但我們親眼看見，說話有權威的人也告訴我們，三十年前是真的，現在靠不住了，而且和真理相反了。達馬斯·曼（Thomas Mann）告訴我們，二十年前他寫《一個非政治的人的感想》的時候，他在“自由”和“文化”的名字之下，用全力反對政治活動；現在他卻能看出，“德國資產階級想著文化人可以是非政治的，是錯了……政治的生活和社會的生活是人的生活的部分；它們屬於人的問題的全體，必得放進那整個兒裏。”我們也已開始看出這一層。我們也已開始知道，再不是公眾世界在一邊，私有世界在一邊了。
的確，和我們同在的公眾世界已經“變成”私有世界了，私有世界已經變成公眾的了。我們從我們旁邊的那些人的公眾的多數的生活裏，看我們私有的個人的生活；我們從我們以前想著是我們自己的生活裏，看我們旁邊那些人的生活。這就是說，我們是活在一個革命的時代；在這時代，公眾生活衝過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像春潮時海水衝進了淡水池塘將一切都弄鹹了一樣。私有經驗的世界已經變成了群眾、街市、都會、軍隊、暴眾的世界。眾人等於一人、一人等於眾人的世界，已經代替了孤寂的行人、尋找自己的人、夜間獨自呆看鏡子和星星的人的世界。單獨的個人，不管他願意與否，已經變成了包括著奧地利、捷克斯拉夫、中國、西班牙的世界的一部分。一半兒世界裏專製魔王的勝利和民眾的抵抗，在他是近在眼前，像爐台兒上鍾聲的滴答一般。他的早報裏所見的事情，成天在他的血液裏攪著；馬德裏、南京、布拉格這些名字，他都熟悉得像他亡故的親友的名字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