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隋唐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與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開明書店）
“文學批評”是一個譯名。我們稱為“詩文評”的，與文學批評可以相當，雖然未必完全一致。我們的詩文評有它自己的發展；現在通稱為“文學批評”，因為這個名詞清楚些，確切些，尤其鄭重些。但論到發展，還不能抹殺那個老名字。老名字代表一個附庸的地位和一個輕蔑的聲音——“詩文評”在目錄裏隻是集部的尾巴。原來詩文本身就有些人看作雕蟲小技，那麼，詩文的評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論。一麵從《文心雕龍》和《詩品》以後，批評的精力分散在選本和詩話以及文集裏，絕少係統的專書，因而也就難以快快的提高自己身分。再說有許多人以為詩文貴在能作，評者往往不是作手，所評無非費話，至多也隻是閑話。不過唐宋以來，詩文評確還在繼承從前的傳統發展著，各家文集裏論文論詩之作，各家詩話，以及選本、評選本、評點本，加上詞話、曲品等，數量著實驚人。詩文評雖在附庸地位，卻能獨成一類，便因為目錄學家不得不承認這種發展的情勢。但它究竟還在附庸地位，若沒有“文學批評”這個新意念新名字輸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經能夠鄭重的接受這個新意念，目下是還談不到任何中國文學批評史的。
清末我們開始有了中國文學史。“文學史”雖也是輸入的意念，但在我們的傳統中卻早就有了根苗。六朝時沈約、劉勰都論到“變”，指的正是文學的史的發展，所以這些年裏文學史出的不算少，雖然隻有三四本值得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出現，卻得等到“五四”運動以後，人們確求種種新意念新評價的時候。這時候人們對文學取了嚴肅的態度，因而對文學批評也取了鄭重的態度，這就提高了在中國的文學批評——詩文評——的地位。二十年來我們已經有了至少五種中國文學批評史，進展算是快的，在西方，貴創作而賤批評的人也不少，他們雖有很多文學批評的著作，但文學批評史一類著作似乎還是比文學史少的多。我們這二十來年裏，文學批評史卻差不多要追上了文學史。這也許因為我們正在開始一個新的批評時代，一個從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要從新估定一切價值，就得認識傳統裏的種種價值，以及種種評價的標準；於是乎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有些就將興趣和精力放在文學批評史上。再說我們對現代中國文學所用的評價標準，起初雖然是普遍的——其實是借用西方的——後來就漸漸參用本國的傳統的，如所謂“言誌派”和“載道派”——其實不如說是“載道派”和“緣情派”。文學批評史不止可以闡明過去，並且可以闡明現在，指引將來的路；這也增高了它的趣味與地位。還有，所謂文學遺產問題，解決起來，不但用得著文學史，也用得著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發展得相當快，這些情形恐怕都有影響。
第一個人大規模搜集材料來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得推郭紹虞先生。他搜集的詩話，我曾見過目錄，那豐富恐怕還很少有人趕得上的。他寫過許多單篇的文字，分析了中國文學批評裏的一些重要的意念，啟發我們很多。可惜他那部《中國文學批評史》隻出了上冊，又因為寫的時期比較早些，不免受到不能割愛之處，加上這種書還算在草創中，體例自然難得謹嚴些。羅先生的書，情形就不相同了。編製便漸漸勻稱了，論斷也漸漸公平了。這原也是自然之勢。羅先生這部書寫到五代為止，比郭先生寫到北宋的包括的時期短些，可是詳盡些。這原是一部書，因為戰時印刷困難，分四冊出版，但第四冊還沒有出。就已出的三冊而論，這是一部值得細心研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文學批評”原是外來的意念，我們的詩文評雖與文學批評相當，卻有它自己的發展，上文已經提及。寫中國文學批評史，就難在將這兩樣比較得恰到好處，教我們能以靠了文學批評這把明鏡，照清楚詩文評的麵目。詩文評裏有一部分與文學批評無幹，得清算出去；這是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是第一步。還得將中國還給中國，一時代還給一時代。按這方向走，才能將我們的材料跟那外來意念打成一片，才能處處抓住要領；抓住要領以後，才值得詳細探索起去。羅先生的書除緒言（第一冊）似乎稍繁以外，隻翻看目錄，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為他抓得住的原故。他說要兼攬編年、紀事本末、紀傳三體之長，創立一種“綜合體”。
有時也不必拘泥體例：如就一般的文學批評而言，隋唐顯與魏晉南北朝不同，所以分為兩期。但唐初的音律說，則傳南北朝衣缽，便附敘於南北朝的音律說後。他要做到章學誠所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客觀態度（一冊三六至三八麵）。能夠這樣才真能將一時代還經一時代。《隋唐文學批評史》（三冊）開宗明義是兩章“詩的對偶及作法”上下。乍看目錄，也許覺得這種瑣屑的題目不值得專章討論，更不值得占去兩章那麼重要的地位；可是仔細讀下去，才知道它的重要性比“音律說”（在二冊中占兩章）有過之無不及，著者特別提出，不厭求詳，正是他的獨見；而這也正是切實的將中國還給中國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