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運動的開始，鬥爭的對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禮拜六派或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又其次是舊戲，還有文明戲。他們說古文是死了。舊戲陳腐，簡單，幼稚，嘈雜，不真切，武場更隻是雜耍，不是戲。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不嚴肅，文明戲更是不顧一切的專迎合人們的低級趣味。白話總算打倒了古文，雖然還有些肅清的工作；話劇打倒了文明戲，可是舊戲還直挺挺的站著，新歌劇還在難產之中。鴛鴦蝴蝶派似乎也打倒了，但是又有所謂“新鴛鴦蝴蝶派”。這嚴肅與消遣的問題夠複雜的，這裏想特別提出來討論。
照傳統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藝，本是小道，宋儒甚至於說“作文害道”。新文學運動接受了西洋的影響，除了解放文體以白話代古文之外，所爭取的就是這文學的意念，也就是文學的地位。他們要打倒那“道”，讓文學獨立起來。所以對“文以載道”說加以無情的攻擊。這“載道”說雖然比“害道”說溫和些，可是文還是道的附庸。照這一說，那些不載道的文就是“玩物喪誌”。玩物喪誌是消遣，載道是嚴肅。消遣的文是技藝，沒有地位；載道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單就文而論，它還隻是技藝，隻是小道。新文學運動所爭的是，文學就是文學，不幹道的事，它是藝術，不是技藝，它有獨立存在的理由。
在中國文學的傳統裏，小說和詞曲（包括戲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為是消遣的，不嚴肅。不嚴肅也就是不正經；小說通常稱為“閑書”，不是正經書。詞為“詩餘”，曲又是“詞餘”；稱為“餘”當然也不是正經的了。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倒是中國小說的正宗。中國小說一向以“誌怪”、“傳奇”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經的東西。
明朝人編的小說總集有所謂“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驚奇》，重在“奇”得顯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雖然重在“勸俗”，但是還是先得使人們“驚奇”，才能收到“勸俗”的效果，所以後來有人從“三言二拍”裏選出若幹篇另編一集，就題為《今古奇觀》，還是歸到“奇”上。這個“奇”正是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的。
明清的小說淵源於宋朝的“說話”，“說話”出於民間。詞曲（包括戲曲）原也出於民間。民間文學是被壓迫的人民苦中作樂，忙裏偷閑的表現，所以常常扮演醜角，嘲笑自己或誇張自己，因此多帶著滑稽和誕妄的氣氛，這就不正經了。在中國文學傳統自己的範圍裏，隻有詩文（包括賦）算是正經的，嚴肅的，雖然放在道統裏還隻算是小道。詞經過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別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總算帶上一些正經麵孔了，小說和曲（包括戲曲）直到新文學運動的前夜，卻還是醜角打扮，站在不要緊的地位。固然，小說早就有勸善懲惡的話頭，明朝人所謂“喻世”等等，更特別加以強調。這也是在想“載道”，然而“奇”勝於“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將《水滸》比《史記》，這是從文章的“奇變”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統裏本不算什麼，“奇變”怎麼能扯得上“正經”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變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啟超先生指出了“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並提倡實踐他的理論的創作。這更是跟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