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通俗化運動起於清朝末年。那時維新的士人急於開通民智，一方麵創了報章文體，所謂“新文體”，給受過教育的人說教，一方麵用白話印書辦報，給識得些字的人說教，再一方麵推行官話字母等給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說教。前兩種都是文體的通俗化，後一種雖然注重在新的文字，但就寫成的文體而論，也還是通俗化。
這種用字母拚寫的文體，在當時所能表現的題材大概是有限的。據記載，這種字母的確曾經深入農村，農民會用字母來寫便條，那大概是些很簡單的話。最複雜的自然的“新文體”，可是通俗性大概也就比較的最小。居中的是那些白話書報。這種白話我看到的不多，就記得的來說，好像明白詳盡，老老實實，直來直去。好像從語錄和白話小說化出；我們這些人讀起來大概沒有什麼味兒。
原來這種白話隻是給那些識得些字的人預備的，士人們自己是不屑用的。他們還在用他們的“雅言”，就是古文，最低限度也得用“新文體”，俗語的白話隻是一種慈善文體罷了。
然而革命了，民國了，新文學運動了，胡適之先生和陳獨秀先生主張白話是正宗的文學用語，大家該一律用白話作文，不該有士和民的分別。“五四”運動加速了新文學運動的成功，白話真的成為正宗的文學用語。而“新文體”也漸漸的在白話化，留心報紙的文體就可以知道。“一律用白話來作文”的日子大概也不遠了。
胡先生等提倡的白話，大概還是用語錄和白話小說等做底子，隻是這時代的他們接受了西化，思想精密了，文章也簡潔了。他們將雅俗一元化，而注重在“明白”或“懂得性”上，這也可以說是平民化。然而“歐化”來了，“新典主義”來了。這配合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帶來的暫時的繁榮，和在這繁榮裏知識階級生活歐化或現代化的趨向，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於是乎已故的宋陽先生指出這是紳士們的白話，他提倡“大眾語”，這當兒更有人提倡拚音的“新文字”。這不是通俗化而是大眾化。而大眾就是大眾，再沒有“雅”的分兒。
然而那時候這還隻能夠是理想；大眾不能寫作，寫作的還隻是些知識分子。於是乎先試驗著從利用民間的舊形式下手，抗戰後並且有過一回民族形式的討論。討論的結果似乎是：民族形式可以利用，但是還接受“五四”的文學傳統，還容許相當的歐化。這時候又有人提倡“通俗文學”，就是利用民族形式的文學。不但提倡，並且寫作。參加的人有些的確熟悉民族形式，認真的做去。但是他們將通俗文學和一般文學分開，不免落了“雅俗”的老套子。於是有人指出，通俗文學的目標該是一元的；揚棄知識階級的紳士身分，提高大眾的鑒賞水準，這樣打成一片，平民化，大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