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運動開始的時候，胡適之先生宣布“古文”是“死文學”，給它撞喪鍾，發訃聞。所謂“古文”，包括正宗的古文學。他是教人不必再做古文，卻顯然沒有教人不必閱讀和欣賞古文學。可是那時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如吳稚暉、錢玄同兩位先生，卻教人將線裝書丟在茅廁裏。後來有過一回“骸骨的迷戀”的討論也是反對做舊詩，不是反對讀舊詩。但是兩回反對讀經運動卻是反對“讀”的。反對讀經，其實是反對禮教，反對封建思想；因為主張讀經的人是主張傳道給青年人，而他們心目中的道大概不離乎禮教，不離乎封建思想。
強迫中小學生讀經沒有成為事實，卻改了選讀古書，為的了解“固有文化”。為了解固有文化而選讀古書，似乎是國民分內的事，所以大家沒有說話。可是後來有了“本位文化”論，引起許多人的反感；本位文化論跟早年的保存國粹論同而不同，這不是殘餘的而是新興的反動勢力。這激起許多人，特別是青年人，反對讀古書。
可是另一方麵，在本位文化論之前有過一段關於“文學遺產”的討論。討論的主旨是如何接受文學遺產，倒不是揚棄它；自然，討論到“如何”接受，也不免有所分別揚棄的。討論似乎沒有多少具體的結果，但是“批判的接受”這個廣泛的原則，大家好像都承認。接著還有一回範圍較小，性質相近的討論。那是關於《莊子》和《文選》的。說《莊子》和《文選》的詞彙可以幫助語體文的寫作，的確有些不切實際。接受文學遺產若從“做”的一麵看，似乎隻有寫作的態度可以直接供我們參考，至於篇章字句，文言語體各有標準，我們盡可以比較研究，卻不能直接學習。因此許多大中學生厭棄教本裏的文言，認為無益於寫作；他們反對讀古書，這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但是流行的作文法，修辭學，文學概論這些書，舉例說明，往往古今中外兼容並包；青年人對這些書裏的“古文今解”倒是津津有味的讀著，並不厭棄似的。從這裏可以看出青年人雖然不願信古，不願學古，可是給予適當的幫助，他們卻願意也能夠欣賞古文學，這也就是接受文學遺產了。
說到古今中外，我們自然想到翻譯的外國文學。從新文學運動以來，語體翻譯的外國作品數目不少，其中近代作品占多數；這幾年更集中於現代作品，尤其是蘇聯的。但是希臘、羅馬的古典，也有人譯，有人讀，直到最近都如此。莎士比亞至少也有兩種譯本。可見一般讀者（自然是青年人多），對外國的古典也在愛好著。可見隻要能夠讓他們接近，他們似乎是願意接受文學遺產的，不論中外。而事實上外國的古典倒容易接近些。有些青年人以為古書古文學裏的生活跟現代隔得太遠，遠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們不能也不願接受那些。
但是外國古典該隔得更遠了，怎麼事實上倒反容易接受些呢？我想從頭來說起，古人所謂“人情不相遠”是有道理的。
盡管社會組織不一樣，盡管意識形態不一樣，人情總還有不相遠的地方。喜怒哀樂愛惡欲總還是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然對象不盡同，表現也不盡同。對象和表現的不同，由於風俗習慣的不同；風俗習慣的不同，由於地理環境和社會組織的不同。使我們跟古代跟外國隔得遠的，就是這種種風俗習慣；而使我們跟古文學跟外國文學隔得遠的尤其是可以算做風俗習慣的一環的語言文字。語體翻譯的外國文學打通了這一關，所以倒比古文學容易接受些。
人情或人性不相遠，而曆史是連續的，這才說得上接受古文學。但是這是現代，我們有我們的立場。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場，再弄清楚古文學的立場，所謂“知己知彼”，然後才能分別出那些是該揚棄的，那些是該保留的。弄清楚立場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麵接受著，一麵批判著。自己有立場，卻並不妨礙了解或認識古文學，因為一麵可以設身處地為古人著想，一麵還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場上批判的。這“設身處地”是欣賞的重要的關鍵，也就是所謂“感情移入”。個人生活在群體中，多少能夠體會別人，多少能夠為別人著想。關心朋友，關心大眾，恕道和同情，都由於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甚至“替古人擔憂”也由於此。演戲，看戲，一是設身處地的演出，一是設身處地的看入。做人不要做壞人，做戲有時候卻得做壞人。看戲恨壞人，有的人竟會丟石子甚至動手去打那戲台上的壞人。打起來確是過了分，然而不能不算是欣賞那壞人做得好，好得教這種看戲的忘了“我”。這種忘了“我”的人顯然沒有在批判著。有批判力的就不至如此，他們欣賞著，一麵常常回到自己，自己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