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相信張東蓀先生的話，他說：“凡文明都是有價值的；凡價值都是有時代性的。”我們且不管價值的時代性，我們隻要知道，古史料隻是古代生活的遺跡；現代生活是現代生活的自身，為甚反該被人鄙夷呢？我並不勸大家都來研究現代生活，我沒有那麼功利；我隻說應該有些人來專門地或附帶地研究現代生活，不要像現在這般寂寞便好了。因為我們既要懂得古代，也一樣地——即使不是更迫切地——要懂得現代。而且人有“自表”的本能，我們將我們自己表白於異國人和後世人，不但是我們的責任，而且是我們的快樂；這自然也非先懂得現代不可。至於將現代與古代打成一片，那更是我們所切望；但這種通學是不容易得的。
“自知”誠哉是極難的；以現代人研究現代生活，“當局者迷”的毛病，或者是難免的。但我不相信局外的人會比局中的人強；與其讓外國人或後世人研究我們，還不如我們自己研究好。我們即使不能完全了解我們自己和時代，但所了解的總一定比別人多；因為我們有許多的活證，外國人不懂得用，後世人得不著用。所以現代人研究現代生活，比較地實在最為適宜；所以為真理的緣故，我們也應該有些人負這個責任。至於研究的方法，不用說我是相信科學方法的。研究的途徑，我也說了：一是專門就現代生活作種種的研究，如宗教，政治，經濟，文學等；搜集現存的歌謠和民間故事，也便是這種研究的一麵。一是以現代生活的材料，加入舊有的材料裏共同研究，一麵可以完成各種學術專史，一麵可以完成各種獨立的中國學問，如中國社會學，中國宗教學，中國哲學——現在中國地質的研究頗有成績，這種通常不算入國學之內，但我想若將國學一名變為廣義，也未嚐不可算入。這兩種工作都須以現代生活為出發點；現在從事的人似以乎都很少。——傳統的和正宗的空氣壓得實在太厲害了！但現代這一塊肥土，我們老是荒棄不耕，總未免有些可惜吧！
或者有人要說，“國學”一名，本隻限於曆史，考古一方麵，正和“埃及學”一樣，原可不必勉強牽入現代的材料。但無論曆史、考古等學問的完成，一部分仍非依賴現代的材料不可，而“國學”一名，意味也與“埃及學”絕不相同——埃及是已亡的國家，故“埃及學”所涵，有一定的範圍；中國是生存的國家，“中國學”所指，何能限定呢！話又說回來了，我想“國學”這個名字，實在太含混，絕不便於實際的應用；你看英國有“英國學”否？日本有“日本學”否？據我所知，現存的國家沒有一國有“國學”這個名稱，除了中國是例外。但這隻是“國學”這個籠統的名字存廢的問題，事實上中國學問應包含現代的材料，則是無庸置疑的。因為我們是現代的人，即使研究古史料，也還脫不了現代的立場；我們既要做現代的人，又怎能全然抹殺了現代，任其茫昧不可知呢？現在研究史料的人，似乎已經不少；我盼望最近的將來多出些現代研究的專家，這是我們最不可少的！而更要緊的，先要打破那“正統國學”的觀念，改變那崇古輕今的風氣；空冒無益，要有人先做出幾個沈重的例子看看才行！有“現代的嗜好”的人努力吧！
1926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