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係就中國立論，我所謂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就是以現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國學的研究，使它更為充足，完備；而且因為增多比較的事例，使它更能得著明確的結論。不過“國學”這個名字，極為含混；似乎文化科學，自然科學，哲學，文學，都可包羅在內——我想將來還是分別立名的好。我說以現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國學，現在一般研究——實在應該說迷信！——國學的人，決不肯如此想。大約是由於“傲慢”，或婉轉些說，是由於“學者的偏見”，他們總以為隻有自己所從事的國學是學問的極峰——不，應該說隻有他們自己的國學可以稱得起正宗的學問！他們自己的國學是些什麼呢？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們回答：經史之學，隻有經史之學！你看，他們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寬放了多少？左右是在些古史料裏打圈兒！不想研究了這麼些年的國學，還隻在老路上留戀著！我不是說在這條老路上走的，一些沒有進步；但是我們所要的是更長足的進步，是廣開新路！即如我們所敬服的王靜安先生，他早年的確是一個開新路的人；他在《宋元戲曲史》的序裏說戲曲史這種學問，古人沒有做過，是由他創始的。這種“創新”的精神（雖然並非以現代生活為材料），是值得珍貴的。而且他還研究西洋哲學呢。
但他後來漸漸改變態度，似乎以為這種東西究竟是俚俗，是小道，不值得費多大的氣力；他於是乎仍走上了那條“大路”，便是經史之學！自然，他的走上這條“大路”，決不算我們的損失；他根據了他的新材料，發明了許多新見解——所給與我們的已經很厚了。他雖不再開新路，但在老路旁，給我們栽了許多新鮮的樹木和花草，他的工作確是值得珍貴的。假使我們隻有少數學者如此，我們不但不覺得不好，而且覺得是必要的；因為我們需要經史之學的專家，正和需要別的專家一樣。但同時得承認，他們是有偏見的。他們的偏見若變成一般研究國學者的意見，如今日一樣，那卻是妨礙國學的長足的發展的；大家擠在一條路上，最是不經濟！所以為一般研究者計，我們現在非打破“正統國學”的觀念不可。我們得走兩條路：一是認識經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學術價值，二就是認識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
實在，我們現在不怕沒有人研究那難研究的古史料，隻怕沒有人研究這較易研究的現代生活——現在的也是將來的史料。我常想一般研究國學者輕今而重古的原因，除“黃金世界在古代”一條根本信仰外，——這個信仰或自覺或不自覺——不外“難得”與“新異”兩端。“物稀為貴”，敦煌石室的片紙隻字失了就完了，從此不能再有，況發現也是偶然碰著機會，不是能隨心所欲的。因此行市便大了。而且東西是古代的，非我們所素習，使我們感著一種新鮮的異代的趣味，正和到新國土感著異域的趣味一樣。因此行市便大了。但這兩端兒竟所關不巨，所關最巨者，厥惟那個根本信仰；此經史之學所以為正統也。但我們得知道：“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無論傳統的精神變化如何，我們的子孫必有人努力研究我們，和我們研究“先民”一樣。他們所有的困難，也將和我們現在所有的大同小異。我們上古的先民，大概還不知道怎樣研究自己，所以隻有若幹簡陋的材料（恕我大膽，“六經”也在其中！）留給我們；中古近古的先民卻又研究古人，遠過於研究自己，所以也沒有完備的材料，記載或解釋他們自己生活的，留給我們。我們的困難便由此而生；我們現在所知於我們的先民的，實在是極少極少的！我們是沒法的了，我們的子孫難道還有受這種困難的必要麼！我們得給他們預備一條平坦的路，而這實在也有我們自己的好處。我們誰都有求知欲不是？我們誰都要求滿足不是？而且我們誰都願意別人明白我們，愈多愈好。這就得了！試問若隻有人研究古代史，而卻沒有人提綱挈領地告訴我們民國十五年來的政治，經濟，學術，文藝遷變之跡，我們能滿足麼？若隻有人研究《詩經》，而卻沒有人告訴我們現在孟薑女歌曲的本末，我們能滿足麼？有人聽見說到元代的雜劇，明代的傳奇，便肅然起敬（其實在正宗的國學家看來，這些也隻是小道），聽見說到皮黃或顧先生說的小戲，便鄙夷道，“這有什麼道理”！是的，這有什麼道理！有人研究小學，研究《說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盡矣；至於破體俗字，那當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體俗字在一般社會生活裏，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無理由可言；而且據魏建功先生說，這些字也並非全無條例，如“”省作“歡”，“”省作“觀”，“”省作“權”，“”省作“勸”，是很整齊的，頗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學家看來，這又有什麼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