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還常有人說北方的學術空氣濃厚，或者說他喜歡北方的學術的空氣。這是繼續戰前的傳統的看法，也牽涉到所謂“京派”和“海派”的分別。戰前所謂“京派”大概可以說是抱著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所謂“海派”大概不免多少為名為利而撰作。但是這也隻是一個“大概”的分別，如果說到各個人，卻盡有例外。一方麵就在戰前，中央研究院南遷了，北平的舊書鋪在南京上海開分店了，學術的空氣已經在流動之中。戰時大家到了西南，抗戰的空氣籠罩了學術的空氣，然而四川的重慶、李莊和成都，以及桂林和昆明，以及上海，都還能夠多少繼續著學術的工作。到了戰後這兩年，起先是忙於複員，接著是逼於戰亂，學術的工作倒像是停頓起來。北平各大學去年複員以後，其中有些人在各報上辦了不少的學術性的副刊，大概是文史方麵的；乍看比戰前的學術空氣似乎還濃厚些，其實不然。這些副刊裏的論文其實應該發表在學報上，因為沒有錢出學報，才隻好委屈在副刊上，撐撐場麵，愛讀和能讀的人恐怕隻是那麼些個。這些論文都不免“曆史癖與考據癖”，是所謂“京派”的本來麵目。這種麵目卻也出現在南方一些報紙的副刊上。一方麵所謂“海派”卻擴大了、變質了，趨向為人生而學術，為人民而學術。在青年人的眼中，新的“海派”似乎超過了老的“京派”。但是無論南北，不管“京”
“海”，在這漫天戰火之下，總有一天會“火燒眉毛，且顧眼前”，將學術丟在腦後的罷？而這個似乎已經是現在一般青年學生的態度。青年是我們的下一代，他們的這種態度，我們不能無視，我們得看看學術的前路。
戰前的十年來，我們的學術確在長足的進步。中央研究院和一些大學的研究院的工作都漸漸有了分量。於是沒有研究院的大學都紛紛設立研究院，一些獨立的研究機構也或多或少的在外國人資助之下辦起來了。於是研究的風氣盛極一時，學術空氣濃厚到無視大學本科教學。筆者曾親耳聽見一位新從外國回來在大學裏任教的教授說：“我們要集中研究的工作，教書不妨馬虎些。”社會賢達在提倡書院製，因為書院裏可以自由研究，不必論鍾點、算學分。大學生也異口同聲要在畢業後進研究院繼續讀書。那時候教授隱然分為兩等，研究教授第一等，大學教授第二等。知識或學術的估價算是到了最高峰。這也未嚐不是好現象，結果無論在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方麵都有了新發展。然而理論上似乎總欠健全些。研究得有基礎，大學裏的訓練不切實，研究的風氣是不會持久的。再說現代一般的大學教育是大量的教育，要培植各方麵的領導人才，不應該也不可能專門培養學者或專家。在仿效美國學製的中國，沒有多少專科學校，一般人也不看重專科學校，大學的政策更不該偏到一邊兒去。事實上大學畢業生雖然熱心進研究院，等到考進了研究院，熱心研究的卻並不多。他們往往一麵注了冊，一麵就去就業。有些長期不到校，“研究生”隻剩了一個幌子。這樣半途而廢或從未上路的很多，能夠在研究院畢業的卻很少。北方如此，南方更如此。至於具體的書院製，我們這個工業化的動的現代不需要，也未必能容納。現代的研究，就是在人文科學方麵，也得有個廣大而結實的基礎，書院是不能負擔這個任務的。尤其是就業，青年人在書院裏修業告一段落之後，單就資曆而論，自然趕不上大學，不用說研究院，在訓練方麵，一般的說，恐怕也是如此。在這種不上不下的尷尬的局麵裏，找出路一定很難。我們看了過去的和現存的幾所僅有的書院的情形，就可明白。
戰前的過分濃厚的學術的空氣使有些人擔憂。他們覺得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走上“緩慢而費力”的“窄而深”的路，固然可喜，可是忽略了“全體大用”，也不是正辦，特別是人文科學。因此有的人主張大學應該造就的是通才，不是專家，有的人主張知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做人。這些主張漸漸的采用到大學的課程和製度之中，然而這時候的青年學生並不注重這些，他們要的是專業的知識，這種知識可以使他們便於就業，或者早些成為專家。便於就業就是急於應用，這顯示了一個新方向；外患日深，生活逼得人更緊，研究的憧憬黯淡起來了。於是乎來了抗戰。差不多所有的大學和研究機關都遷到了西南，生活的艱難和設備的貧乏使得研究的工作幾乎不可能，特別是自然科學。然而大家還多多少少在掙紮著。可是這真到了急於應用的時代，教育部製定了提倡理工的政策，大學生集中在經濟學係和工學院，特別是工學院，人數似乎一年比一年多。一方麵又有了許多的訓練班和專修科出現。這種普遍的注重應用，更冷落了研究工作，稀薄了學術空氣。一方麵在美國也有人在控訴那學術至上的態度。拜喀爾的“美國教師”一書中有一章“象牙實驗室”，批評自然科學研究者隻知研究不知其他，頗為懇切。“象牙實驗室”是套的“象牙之塔”那個詞，指摘人們的逃避現實生活的態度。這是在重行估定知識或學術的價值。這種估價得參照理論與應用，現實與曆史，政治與教育等等錯綜的關係來決定。美國也有人如布裏治曼相信該由知識階級來計劃領導這世界。但是那需要什麼知識呢？知識階級是不是有這個力量呢？問題真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