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來了，不幸的我們是“慘勝”。一切都“慘”，研究工作不能例外。生活更是越來越艱難，大家仍然隻能嚷著調整待遇，不能專心工作。少數的大學和研究機關，設備也許比抗戰中好些，但是單單設備好些不成。何況還是設備貧乏的居多數！學生有公費，固然可以勉強維持生活，但是在這動亂的局麵裏，還是不能安心讀書。他們可要領導起人民來創造一個新中國！這和布裏治曼說的領導並不相同。那似乎是專家獨占的領導，這些青年人卻是自己作為一般人民領導著。應該注意的是他們對於知識或學術的態度。他們要的是什麼知識呢？他們喜歡不喜歡學術空氣呢？如上文提到的，他們大概不喜歡學術的空氣；他們要的是行動的知識，而大學教育裏卻沒有。他們熱心於救國，覺得大學裏給的知識遠水不救近火，似乎大部分沒用；可是他們是大學生，不學這些又學什麼呢？他們就生活在這矛盾裏。一方麵戰爭老沒個完，他們照著規定的學了，卻比抗戰前抗戰中更看不到出路。這又是一個矛盾。十來年前上海早就有幾位提出“學問無用論”，現在的大學生大概多多少少是覺得“學問無用”的。我知道有些高材的大學生最近或者放棄了學術投身到政治的潮流中去，或者徨不安，麵對著現實的政治，不忍心鑽到象牙塔或是象牙實驗室中去。這真是我們學術的損失，然而實逼此，他們的心情是可以諒解的。
有些人說過這時代是第二回的戰國時代。戰國雖然是動亂時代，然而經濟發展，有欣欣向榮之勢，所以百家爭鳴，學術極盛。照現時這“慘勝”的局麵看，我們卻想到了三國時代。《魏書·王肅傳》裴鬆之注引魚豢的《魏略》這麼說：
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複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章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台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回試，度者未十。是以誌學之士遂複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嗟夫！學術沉隕，乃至於是！
這些情形有些也描寫了我們的時代，然而不盡同。我們並不至於“人懷苟且”，“競逐”“浮虛”；那時學術的中心在一些家族，太學這是個避役所，我們的學術中心還在大學，這些社會化的大學還在起著領導作用。即使不幸動亂變成了混亂，大學暫時解體，但是相信和平一恢複，就會快快複員的。
因為什麼樣的局麵都需要大量的領導人的，訓練班和專修科是不能供給這種領導人才的。像魚氏描寫的“學術沉隕”，我們相信不會到那地步。但是大學也得明白在這時代的地位和任務，不能一味的襞積細微，要能夠“統其大義”，也就是“全體大用”。人們不該還是躲在象牙塔或象牙實驗室裏，得正視現實的人生，在自己的崗位上促進新的發展，而這也才是做。這種新的學術空氣雖然一時不能濃厚起來，卻是流通的、澄清的，不至於使我們窒息而死於抱殘守闕裏。
1947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