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誌韋先生在《目前所需要的文字改革》那篇文裏（本刊《觀察》四卷九期）說到“風行一時的是‘八不像”的白話文”。“八不像”是：
不死不活的，不文不白的，不南不北的，不中不西的。
他教我們學白話文“必得跟說白話的老百姓學”，“得學京油子的北平話”。抗戰期間陳夢家先生有《怎樣寫白話》一篇文（昆明《中央日報》，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反對“偽白話文”或“假歐化語”，主張用舊小說“和活人的白話做我們寫白話的範本”，跟陸先生的意思差不多，隻是沒有確定“得學京油子的北平話”。陸先生的文章發表後，劉學氵睿先生又有一篇《漢字的改革》（本刊四卷十六期），寫的是道地的北平話，前大半篇是對陸先生的意見的討論。他說：
白話文這東西是個工具。他得受使喚才行。眼下白話文用在說不清有多少方麵。如果光拿京油子那一套辭彙去對付，那那能夠辦得到。
他“覺得白話應當是‘北平話教育化’”。
這些討論教我們想到英語的類似的動向。蔡士侯先生介紹過美國弗來希的《白話藝術》（Rudolfglesh，ph．D．TheArtofplariJalk）（本刊二卷四期《英文的中國化》）。弗來希說，現在要找尋那明白曉暢的言談，是不容易了。他所謂“白話”，就是說得最清楚、最容易使人了解的那種語言。他說：
“白話”是人民的語言。正如同我們中國的白話文從舊式的文言文中解放出來一樣，它能夠使文字簡潔明白，為大眾所接受。
一方麵金阝是先生提到英國紳士近年來也為“語”與“文”的問題傷腦筋（《當世作家》，書評，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但是他提到的《當世作家》的編者費爾潑斯（Gilbestphelps）的問題，“跟我們的問題剛剛相反”：
我們是努力要把“文”拉近“語”，他卻是責備有些無線電工作者把無線電上的語言——因此就是一般的口語——演化成另一種語言，跟“文”脫節；他希望無線電能起十八世紀倫敦咖啡館的作用，潤飾口語，使它接近文體，或者不如說，兩頭拉，使“語”與“文”糅合。
金先生緊接著說：這一點值得我們參考：
文字迂腐固然與現實脫節，失了它的價值，而完全遷就口語，甚至遷就它的模糊與拖遝，也未免矯枉過正。
“白話運動”應該是兩方麵動的，一方麵筆下的“文”力求近於口中的“話”，另一方麵“話”也該盡量取得精確、生動與“文”中一切優良的品質。
筆者也有過類似的“兩頭拉”或“兩方麵動”生的主張，但是現在最感興趣的是英語的口語化或白話化的動向。還有，金先生介紹的費爾潑斯的討論簡直跟陸、劉兩位先生的討論一模一樣似的。
不過仔細一看，到底不同。金先生說得明白，《當世作家》裏麵的：
十二篇論文原先都是不列顛廣播公司辦的無線電演講詞。口語的條件和時間的限製（每次演講約占二十分鍾），撥開了冗長的可能性——一篇篇都小巧可喜，讀來絕不令人心煩。
英語的口語化或白話化的要求或動向，看來是跟著無線電廣播的發達和普及來的。這是高度工業化或機械化的結果，跟中國的情形絕非一模一樣。筆者曾經在一位朋友那裏見到美國的自動記音機，還親自試用過。那真方便，當下就能夠聽到自己剛才說過的話。這位朋友帶回這個和手提打字機差不多大小的記音機，是預備給病著的太太做詩做文章用的，她隻要嘴說，別人可以照抄下來。他想這樣做出來或說出來的詩文一定會另有一種新的風格的。但是從“寫”文章改到“說”文章，需要很大的努力和長久的練習，她暫時還不能利用這個機器。
不過有人告訴筆者，美國已經有人拿這種音片代替通信，當然受信人也得備有記音機才成。記音機得美金三百元左右，但是音片很便宜，小的隻要美金四分錢一張。這種東西將來不久在美國也許會普及到像打字機那樣，可是在中國無線電廣播的收聽還隻限於極少數玩得起收音機的人，這種記音機通行的日子更是渺茫了。我們的白話文口語化或白話化的要求是另有契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