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的清醒與堅守：王瑤的意義3學術研究的清醒與堅守：王瑤的意義重讀20世紀80年代有關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與論著，特別引起我注意與思考的，是王瑤先生和其他幾位前輩，李何林先生，唐先生，田仲濟先生，賈植芳先生，錢穀融先生……在“文革”結束以後的學科重建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說，這些前輩學者不僅是我們學科的奠基人，而且是80年代學科重建的學術帶頭人，在學科發展的兩個關鍵時刻———開創時期與轉型時期，都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也是我們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幸運：引領我們學科的是這樣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學者、現代知識分子，他們不僅有著學貫古今中西的學養，而且都是五四精神的傳人，這就不僅保證了我們這門學科的健全發展，而且為後來者樹立起了一個極高的學術與精神的標尺。
在我看來，這是由我們這門學科的性質所決定的：中國現代文學始終是在古今中外的關係中獲得發展的，這就要求它的研究者必須具有學貫古今中西的學養；中國現代文學的特殊魅力，就是它始終貫注著以五四為開端的現代精神，為卑瑣的欲望所役的研究者無論打著怎樣時髦的旗號，於現代文學始終是“隔”的。
反觀我們當下的學術研究，在充分肯定我們一直在前進，並不斷取得新的成果時，就必須承認，我們還有很多不足，而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出在這兩個方麵：學養的不足與精神的不足，也就是底氣的不足。我曾對北大一位研究生的畢業論文作了這樣的評價：“精細有餘，大氣不足”，指的就是學術境界還不夠“大”，這是和知識結構與精神氣質直接相關的。事實上，這位學生的論文是寫得相當不錯的；或許正因為如此，我才對他作出了這樣的“酷評”，也算是高要求吧。而更多的那些粗製濫造之作，那些平庸之作、格調低下之作，就更不用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說了。
因此，為了學科更健全的發展，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和學習前輩開創的學術傳統與精神傳統，以增強我們的底氣。
這樣說或許有點大而空；下麵就具體地來討論：王瑤先生在上一個世紀的80年代，是如何發揮他的學科帶頭人的作用的，因而為我們留下了怎樣的學術與精神遺產。據我這次重讀他當年的講話與論著的感受，他主要抓住了三個環節。
學科基本理念
首先是建立學科的基本理念。這方麵，他又抓住了兩條。一是“現代文學史”的性質和特點，即“學科的質的規定性”。他在1980年學會第一次年會即包頭會議上的報告《關於現代文學研究的隨想》上，即明確指出：“文學史既是文藝科學，也是一門曆史科學，它是以文學領域的曆史發展為對象的學科。”———在我看來，這應該是我們這門學科性質的經典定義，王瑤先生這篇報告也應該成為學科發展史的一個綱領性的經典文獻。樊駿先生曾經說過，新時期我們學科的許多重要發展，都是由此而引發的，這是很有道理的。我們這次會議所要討論的學風問題、史料問題，也是與這樣的性質確定直接相關的。而我們今天來檢討學科發展的種種不足，對學科性質理解上的混亂，自覺不自覺的背離，恐怕也是帶根本性的。
王瑤先生所關注的第二個基本理念問題，是“現代文學”的性質。他在1983年所寫的《關於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回顧與現狀》一文中，充分肯定了“文學現代化”的概念，並作了這樣的闡釋：“它包含了文學觀念的現代化，作品思想內容的現代化，作家藝術思維、感受方式的現代化，作品表現形式、手段的現代化，以及文學語言的現代化等多方麵的意義，並且把作家作品的思想內容、傾向與藝術表現、形式統一為一個有機整體。”應該說“文學現代化”概念的提出，是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我們這個學科對現代文學的性質認識的時代水平的，它所帶來的80年代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與開拓也是明顯的。90年代以來，這一概念又有了新的發展，也受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這在學科發展中都是正常學術研究的清醒與堅守：王瑤的意義5的，並且是更加突顯了“現代文學性質”問題的重要性，當下學術界的許多爭論都與這一性質問題有關，而對這一問題認識的深化，也必然會引發學科新的開拓與發展。
學術陣地與隊伍
這些基本理念之外，王瑤先生又以他所特有的學術戰略眼光，緊緊抓住了學術陣地與隊伍這兩個重大環節。他和其他老一代學者與中年學者一起創立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創辦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親任會長與主編，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心血。研究現代文學的人都知道，文學社團與文學刊物在現代文學的生產與流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學術團體與學術刊物也正是現代學術組織工作的關鍵性環節。王瑤先生在無論怎樣艱難的條件下，都始終堅守學會與刊物這兩個基本陣地，他後來用“蹣跚十年”來形容他所領導下的《叢刊》（也包括學會）所走過的道路，這不僅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而且也顯示了我們在下麵還要強調的學術堅守精神，並由此形成了我們學會與刊物良好的會風與刊風，這都是王瑤先生所代表的前輩學者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