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先生一直關心著我們這支研究隊伍的建設，對年青一代的培養，更是不遺餘力。我們這一代學者大概都不會忘記1985年在萬壽寺現代文學館舊址召開的第一屆創新座談會，那次會議，對我們的成長，以及後來整個學科的發展，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而這次會議就是王瑤先生與當時學會的領導人所倡導與主持的。王瑤先生抱病出席了開幕式，並且作了語重心長的講話，他指出：“現代文學的研究隊伍和我們學科一樣，也是相對年輕的。當然，就年齡構成來說，也仍然可以分為老、中、青三種人。由於經曆、素養等方麵的差別，這三種人是各有長處和不可避免的曆史局限性的。在研究工作中，應該充分發揮各自不同的優勢和避免自己的弱點，在學科建設方麵發揮不同的作用。這些年來，我們研究隊伍中這三種人總的說來，是比較團結，協調得比較好的，這也是我們研究工作進展比較順利的一個原因。我們應該珍惜這種團結、協調的局麵。”他更為強調的是，“近年來我們已經湧現出了許多有才華的青年研究工作者，他們思想活躍，富有時代敏感，勇於接受新鮮事物和打破舊的框框。因此充分發揮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們的優點和潛力，對於這門學科的建設是至關重要的”。時隔二十年，我們今天重溫這番講話，仍感到十分親切，仿佛再次親聆：講話所強調的“老、中、青三代人的團結、協調”與“重視學術後備力量的培養”的原則，依然應該是我們今天進行學科隊伍建設的指導方針。
學術清醒
除了組織工作之外，王瑤先生更以他的遠見卓識與學術品格深刻地影響著、引領著80年代的學術研究。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有兩點。
首先是幾乎在每一個學術發展的關節點上，他總是在最關鍵的問題上，以他的深謀遠慮與豐富經驗，及時地對沉湎其中跳不出來的後輩學者給以提醒與忠告，表現出難得的學術清醒。
我這裏舉幾個例子。比如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學科重建的初期，人們迫切地希望從學術研究的封閉狀態中突圍出來，對剛剛介紹進來的西方漢學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王瑤先生對此是充分理解的，他在《關於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裏，就強調了“加強國際文化學術交流”的重要，肯定對國外漢學研究的“長處”的“學習與借鑒”。但他同時也敏銳地發現了這樣的正常的國際學術交流很快變成了“西方漢學熱”———在我們這裏什麼事情都會發展為一種“熱”，對這樣的“中國特色”，王瑤先生這一代學者是深有體會，而對之保持高度警惕的。於是，他也就及時地抓住了當時還處於萌芽狀態的一些值得憂慮的傾向，指出：“有一些人一方麵出於對國內研究現狀的不滿，一方麵也為國外某些研究方法和論點的新奇所眩惑，認為他們的一些論著表現了研究工作的現代化，代表了這門學科的學術研究的國際水平”，因而自覺不自覺地將“學習與借鑒”變成模仿與搬用，以西方漢學作為追求的目標與學術評價的標準，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與國際接軌”吧。針對這樣的傾向，王瑤先生提醒學界對西方漢學應該有一個“分析”的態度，對其“長處與局限”都要有恰如其分的清醒的認識。並由此提出了國際學術交流中應“立足於自己的研究”，保持學術獨立自主性這樣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我們讚成展開廣泛的文化學術交流，以便互相學習，促進學術研究的發展，但我們必須首先立足於自己的研究。我們是中國學術研究的清醒與堅守：王瑤的意義7現代社會變革和文學發展的參加者或見證人，中國現代文學是產生在中國的土壤上的，我們有責任對之作出科學的研究和評價，並把我們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外的學者。”———經過此後二十年中國學術（不隻是現代文學）發展的風風雨雨，今天，我們大概多少能體會王瑤先生當年這一番告誡的深意了。
80年代另一個曾有很大影響的說法，叫作“中國文學應走向世界”。王瑤先生對此並無異議：“中國文學當然應該走向世界，在彼此相互借鑒和交流中提高自己的藝術質量，並以富有民族特色的優秀作品豐富人類藝術的寶庫。”但他同時提醒注意：“不僅人民的生活與心理狀態有自己民族的特點，而且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語言又是同本民族的思維方式和感情表達方式分不開的，不能設想文學的走向世界可以同‘虛假的普遍主義和世界主義’等同起來。”王瑤先生還提出了這樣的追問：論者是怎樣理解“世界”的？他發現：“有的文章縱論20世紀的世界文學思潮，筆觸遍及世界諸大洲的眾多國家，但並無隻字涉及社會主義，就不能不說是重大遺漏，而且是一定會影響到作者的總的概括與論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