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不論作者如何分析和評價，文學思潮和社會主義直接發生聯係確實是20世紀世界文學的重要現象和新的思潮，它並不是處於萌芽狀態的無足輕重的現象，而是在好些國家居於領導地位、影響遍及全球的重大現象”，是不能“視而不見”的（《還是嚴謹一點好》）。———這樣的提醒，恐怕無論在當時還是今天，都是發聾振聵的。
還有一個從80年代開始，就經常為人們所詬病的好用“難懂的新詞語”、“文章生澀”的問題。王瑤先生首先對此有一個理解的同情：“在廣泛介紹外來的學術觀點和表達作者自己的創見時，舊的詞彙不能準確說明，運用一些新詞是無可非議的；而且這種運用是否得當與他所持的論點是否正確，也並不是一回事，不能簡單地對之持否定的態度。”但他同時提請注意：“運用時第一必須含義明確，第二必須如魯迅所說，避免用那些‘隻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並且用王瑤式的幽默進行了善意的調侃：“如果也學著用某些新名詞來說明的話，就是‘過於陌生化是會影響接受主體的量的構成’的。”而由此發出忠告：“既然是科學，則不論內容如何新穎，見解如何獨到，在表述或論證時，總應該要求論點鮮明，論據準確，文字清晰可讀，不至出現紕漏或引起誤解。”（《還是嚴謹一點好》）———這裏說的都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與常識，但常識的提醒，有時反而是最重要的。
以上所舉的幾個例子，其實是內含著學術研究的一個重大問題的：在學術發展過程中，某種學術觀念與方法的追求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響應，就往往形成一種學術潮流。對此是應該作具體分析的：有的是出於政治、商業目的的炒作，名曰“學術新潮”，不過是“學術泡沫”，能否識別並進行抵製，這對學者的學術眼光與學術良知都是一個考驗。但更多的學術潮流是出於嚴肅的學術追求，一般說來，能夠成為潮流，自然有其曆史的合理性，而且往往會在某一方麵對現有研究格局有所突破，但同時也就必然會有所遮蔽，或者說會存在著某種陷阱。
對於一個學者，能否既從這樣的學術新潮中吸取新的創造力與想象力，以豐富、發展自己的研究，同時又能夠對其可能產生的遮蔽、盲點與問題有所警惕，保持某種清醒，既不盲目拒斥，又不盲目跟風，這是需要學術判斷力、逆向思維能力與學術獨立自主性的。而這恰恰是我們許多研究者所欠缺的，因此常常為各種潮流（如前文所說，其中有許多不過是“泡沫”而已）所眩惑，陷入了盲目性，麵對這樣的學術迷失，我們更加感到王瑤先生這樣的前輩學者的學術清醒的可貴。
學術堅守
而這樣的學術清醒是建立在學術上的獨立自主性的基礎上的。這就說到了學術堅守的問題。所謂“學術堅守”不僅是指頂住政治與商業的壓力，堅持學術研究的獨立與自由，而且也包含作為一個具有學術獨立性的學者對自己的基本的學術立場、觀點的堅持這樣一層意思。
學術研究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創造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學者對自己的學術立場有所調整與發展，對自己的學術觀點有所修正，同時也會有新的學術思路的產生，這都是正常的，在某種程度上，這正是表現了學術研究的活力，自我凝固與自我封閉從根底上是與最強調創造性的學術相背離的。其實我們講學術創新，對學者個人而言，就是對自我既成的學術的一個突破。在這個方麵，我們已經談得很多了，但似乎忽視了另一方麵：學術研究的健全發展，不但需要創新，還需要保守，即對自己的基本學術立場與學術觀點的堅守。所謂“與時俱進”，其實是不能時時“俱”進，而是應該有所進，有所不進的。學術研究是要講學術研究的清醒與堅守：王瑤的意義9積累與積澱的，就是要把某種經過檢驗的有價值的學術成果沉澱下來，保守起來，並且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它是與前麵說的創新相輔相成的。如果我們一味創新、突破，拒絕保守、積澱，就像猴子掰苞穀，最後什麼也沒有剩下，就沒有學術了。就學者個人而言，如果沒有自己學術的基本立場與觀點，或者有了卻守不住，不斷地變來變去，自我學術形象就會變得模糊，最後喪失了自己的學術個性。
而且，這還是一個陷阱，弄不好，就會將學術蛻變為“流氓文化”。這是魯迅早就警告過的：“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而他的變化沒有一定的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做武器的人，都可以統稱為流氓。”隻要看看當下的中國學術界，就不難發現這樣的學術流氓的橫行。當然，一般學者的盲目趨新而失去自我與學術流氓之間是有著質的區別的，後者常常與權力相結合，是學術腐敗的一個重要方麵與表征。但也不能否認，前者成為風氣，就構成了後者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