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盲目趨新，就不能不說到我們這門學科，因為它年輕，因為它是以“新”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是很容易（當然不是必然）陷入唯新是好的認識誤區，從而形成騖新心理的，再加上多年來我們一直將創新與保守絕對對立、非此即彼的絕對化思維，就使得我們這個學科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內）常常有趨新的衝動，這恐怕是學術的浮躁之風屢戒而不能改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
這是需要我們加以警惕與認真反省的。———當然，我們又不能因此而否認了學術創新，而創造性，特別是原創性的匱缺，正是當下學術研究的一個重大缺憾。
在反省盲目趨新時，作這樣的“但”書是必要的，因為在我們這裏常常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在處理創新與保守的關係上，王瑤先生的研究也依然具有典範意義。王瑤先生無疑是我們學科在80年代的學術創新的帶頭人，他在前麵提到的1985年召開的“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這樣精辟地闡述了創新對學科發展的意義：“我們現在正麵臨著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革，文學的巨大變革，現代科學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的變革，這些都要求我們的研究工作要有重大的突破和創新，在這樣的時刻，特別需要有更多的如魯迅所說的敢於打破傳統觀念與方法的‘文學闖將’。”因此，他對年青一代的學術創新的支持也是不遺餘力的，即使他從中發現了問題，除及時提醒外，也是竭力10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地保護其創造的積極性的，這都是有目共睹的，而像我這樣的在他身邊的學生，更是對此有許多切身的體會。
但人們卻忽略了在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的幾次重要論爭中，王瑤先生都是持看似保守的立場與觀點的。比如，80年代初，姚雪垠在給茅盾的信中就提出了“現代文學史應該包括舊體詩、詞和包笑天、張恨水的章回體小說”的意見。當時就引發了激烈的爭論。這一爭論一直延續到現在，而且讚同者越來越多，在研究實踐上更有許多新的突破。但王瑤先生卻在《關於現代文學研究的隨想》中，旗幟鮮明地表示了反對的意見，並始終堅持這一觀點，不為討論中占主流的意見所動，顯示出某種保守的姿態。
80年代中期又有關於“現代文學史起訖時間”的論爭，當時包括我在內的他的幾個學生正在提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影響很大，在討論中多數學者也都主張突破“‘五四’起點論”。王瑤先生在這種情況下力排眾議，親自寫了《關於現代文學史的起訖時間問題》的長文，明確表示：“我是主張中國現代文學史仍然應該以‘五四’作為它的起點的”，並進行了詳盡的論證。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王瑤先生為什麼會如此固執己見？道理很簡單，這個“己見”，關係到他的基本學術立場、基本學術觀點，他是決不能讓步，而非要堅持不可的。王瑤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我們學科的奠基之作《新文學史稿》在1982年重版時，特地以他的新作《“五四”新文學前進的道路》作為“代序”，這自然是大有深意的，即是要表明他的堅持“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及其所開辟的現代文學傳統的基本學術立場。在更深層次上，這更是關係著王瑤先生的曆史觀與文學價值觀的：按我的理解，這是“人民本位主義”的價值觀，並有這樣的解說：“主要受‘五四’科學民主精神影響的王瑤先生這幾代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懷著‘將文學還給人民’的理想，‘文學與普通人民的關係’自然成為他們關注的中心，這是他們衡量曆史、文學的基本尺度。”在前述討論中，現代文學的前輩，例如唐先生，也持與王瑤先生相同的觀點；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他們都是“五四”傳統與價值觀的堅守者。記得王富仁先生曾經談到在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界，應該有一個與新儒家相對立的，堅持“五四”文化傳統的學派；那麼，王瑤先生，唐先生，還有李何林先生都是這樣的“五四”學派的舉旗幟的人物。
當然，今天我們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現代文學研究者都認同幾學術研究的清醒與堅守：王瑤的意義11位老前輩的學術立場、觀點、曆史觀、文學價值觀；我自己就不完全同意王瑤先生的某些觀點。事實上，不同的意見，以至質疑也是一直存在的。但是，也必然有人要堅持和發揚由幾位老先生開創的可以稱為“五四”學派的學術傳統。無論是反對或堅持，隻要是屬於研究者自身的獨立的學術選擇，都有存在的價值，這是不言而喻的。
我想強調的是，王瑤等前輩學者的學術選擇所具有的普遍的啟示意義：要做一個真正的成熟的獨立的學者，一個具有學術自主性的學者，就必須在不斷探索與尋求的過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基本學術立場、觀點與方法，並且能夠堅守住，同時又不斷進行堅守中的調整與發展，使其日臻完善。記得樊駿先生曾談到學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要形成各種學派，這些年也不斷聽到有朋友提出要形成某個地方學派的呼籲；在我看來，學習與發揚王瑤等前輩學者的學術堅守精神，是形成學派的一個前提條件。如果有一批人自覺地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既各自堅守自己的基本學術立場、觀點與方法，又相互質疑、論爭、補充與吸取，就能夠真正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麵：這正是我們這個學科逐漸走向成熟的希望所在，也是前輩學者所期待於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