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4—6日
高舉“魯迅‘五四’”旗幟的學者———李何林先生的學術貢獻（一）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史家李何林先生在80年代回顧自己的學術道路時，這樣說道：“1938—1939年間我編寫《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的思想武器，是在這以前的十年間所接受的，‘革命文學’論爭前後所介紹宣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左聯’成立以後所譯介與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並“力圖結合中國文藝運動的實際”。這是一個重要的說明：它表明李何林先生的學術研究從一開始即是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作為考察、描述中國現代文學的依據的。
而據樊駿先生的研究，“對於‘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進行比較係統的曆史考察，開始於20年代末期，正當進步的文藝界、學術界開始出現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潮之際。當時，不僅革命作家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提倡無產階級文學；在社會科學的眾多學術領域裏，也紛紛建立起馬克思主義的新哲學、新史學、新經濟學、新教育學……形成一個聲勢浩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新文化運動。萌發於這個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鮮明地顯示出這樣的時代特征和發展趨勢”。高舉“魯迅‘五四’”旗幟的學者13新文化運動”所培育的新一代的學者，我們也必須將他的研究置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發展曆史這樣一個大的學術背景下來加以考察與說明。
鮮明的傾向性和“一切從曆史事實出發”的科學性的結合如樊駿先生所說，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來考察中國現代文學，“最早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革命作家關於五四文學革命和初期新文學的評論”，如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茅盾、馮雪峰、胡風的作家作品論，都是至今仍為人們提及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論。而瞿秋白的魯迅論更是給李何林先生的研究以極大的啟示和直接而又深遠的影響。直到20世紀60年代他還這樣向南開大學的學生專門介紹瞿秋白的這篇文章：“這在當時是思想界的最高成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原理———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論的最正確最深刻的運用。”他高度評價瞿文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運用於魯迅研究，而“又不是概念式的抽象的論述或貼標簽，而是從具體的思想鬥爭材料出發，具體人的思想出發來論述的”，“全篇也充滿了曆史主義的精神，從當時曆史的具體情況出發來評述某種思想，而不做脫離時代具體情況的一般的肯定和否定”。
盡管這是二十年後的分析，但如果結合李何林先生本人的研究，是不難看出他自己也是始終堅持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觀點、方法與具體的曆史材料相結合的。而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路線；恩格斯早就說過：“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曆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曆史事實，那末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曆史對立物”，“即使隻是在一個單獨的曆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一樣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裏隻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隻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曆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可以說，李何林先生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正是這樣的在中國現代思潮史這個“單獨的曆史實例”上，運用與發展“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的自覺的最初的努力與嚐試。為此，他確實作了“多年冷靜鑽研”，是“充分地掌握了曆史資料”，才完成這一任務的。———據先生的自述，早在1929年他就編選了《中國文藝論戰》與《魯迅論》兩本史料集，以後更對文藝論爭與文藝思潮給予極大關注，“注意隨時搜集有關這些論爭的資料，正反兩方麵的資料都要”，前後積累了九年之久，才於1938年至1939年最後成稿。而在寫作中又有意地采取“論評”與“資料長編”結合的敘述方式，“除依編者個人見解所下的論評外”，“多多引用原文：一以保存各時期作者的文藝思想的本來麵目，以免複述失真；一以供人們查查舊案”④。這就表明，李何林先生的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鮮明的傾向性（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文展開論說）與“一切從曆史材料出發”的科學性相結合的特點，並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寫作模式，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學術個性與傳統，至今仍在啟迪著後人。
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又不忽略文學本身的源流或發展作為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新人，李何林先生在1938年寫作《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時，給自己所確立的目標，是要在瞿秋白等前輩的基礎上，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與研究方法由新文學作家、作品的評論，深入到文學史的研究領域。他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談到作為他的研究出發點與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