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經濟基礎上來解釋上層文化現象，無論是對曆史、社會、文化、政治或文學藝術各部門，在中國都還是很幼稚的學問；我們至今還沒有一本這樣的中國文學史或藝術史……“自五四運動到現在出版的幾十種中國文學史，有一部分是學術史中夾文學史，它們把經史子集都包括在內（集中有一部分是文學）；有一部分文學史則注重形式上的數量列舉和作家短史與作品舉例，就文學本身範圍內敘說一點某時期某種文學所以興衰的原因；對於某作家或某類作品，多半讚揚一通，說如何好如何好，很少看見他們說過壞處或缺點，更不提什麼社會意義或價值了。其餘一部分文學史則應用社會學的觀點，用時代社會因素來解釋曆代文學現象，對於作家作品的形成，都大略找出他們的時代社會背景；這算是中國文學史著作中最好的一類。不過，社會學的觀點雖已走進科學方法的大門，可惜尚未登堂入室。我總覺得所謂時代社會還嫌有些籠統，某一時代社會之所以成為那樣，似乎還有另種基本的東西作為主要因素在決定著它。
“在‘九一八’前後，當新哲學和新社會科學開始大量輸入中國，引起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時，記得有一兩本文學史書是從社會經濟基礎上來撰述的。據我現在的一點殘餘記憶，覺得他們的解釋文獻現象與社會經濟基礎和其他上層文化的關係，似都嫌單純和粗略……“因此，中國的一切文化學術史和文學史，可以說是還停留在社會學的階段，很少有進步的著作出現（雖有，很少）。中國很需要有一本用進步的科學方法寫作，不忽略文學本身的源流或發展，並兼顧與其他上層文化關係的文學史。”
李何林先生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正是他的這一追求的具體實踐，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也即李何林先生在文中所說的“進步的科學方法”）寫作，又“不忽略文學本身的源流或發展”的現代文學思潮史。
李何林：《中西市民社會的文學共同點》，《李何林全集》第4卷，頁137—138。
中國現代文學史論
用曆史唯物主義曆史觀研究“五四”新文學的發生和特質於是，我們注意到，在《緒論》一開始，作者就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經濟基礎”問題。這是一個“五四”新文化運動何以發生的問題，是任何研究者所不能回避，也是最能顯示不同學者的不同的理論背景的。
在“五四”發難者陳獨秀與胡適之間，就有過一次論爭：先是1923年陳獨秀在《〈科學與人生觀〉序》裏提出：“我們相信隻有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曆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曆史觀’。”胡適在《答陳獨秀先生》中則表示：“我們治史學的人，知道曆史事實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麵的，所以我們雖然極歡迎‘經濟史觀’來做一種重要的史學工具，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思想知識等事也都是‘客觀的原因’，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曆史，支配人生觀。”
陳獨秀在《答適之》中又進一步指出：“唯物史觀的哲學者也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隻承認他們都是經濟基礎上麵的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為論證自己的觀點，陳獨秀談到了“五四”的起因：“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麵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隻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胡適後來在1935年所寫的《中國新文學大係·建設理論集·導言》裏又作出了回應，強調“曆史事實的解釋不是那麼簡單的，不是一個‘最後之因’就可以解釋了的”，胡適更重視的是多元的、個別的、偶然的因素，他這樣談到自己所寫的關於“五四”發生的回憶文章《逼上梁山》的動因：“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來記載一個思想產生的曆史。這個思想不是‘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產生出來的，是許多個別的，個人傳記所獨有的原因合攏來烘逼出來的。”
上述討論文章收《胡適文存二集》，《胡適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22、224—225、227。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係·理論建設集·導言》，《中國新文學大係·理論建設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據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版重印，頁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