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類是作家對一定曆史時代人的生存狀態、生存體驗、生存困境的一種發現、感受，概括，是藝術家形成與表達自己的思想的特殊方式。我在一篇文章裏談到魯迅的思想與表達方式時曾這樣說：“具體的，生動的，形象的現象形態，不僅對魯迅的思想的形成，而且在魯迅思想的表達上，都具有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意義。魯迅與其說是運用邏輯的力量推論出社會、曆史、人類、人性的理性認識，不如說是運用了自己深切的觀察而體驗感悟到這一切。構成魯迅思想的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引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19—20。
略談“典型現象”的理論與運用401基本單位（元素）的，不是抽象的邏輯範疇，而是一些客觀形象與主觀意趣統一的、典型化的單位意象，例如‘死火’，‘過客’，‘影’，‘牆’，‘夜’，‘求乞者’，‘殺人團’，‘無物之陣’，‘吃人的筵席’，‘戲劇的看客’，‘染缸’，等等。正是這些文學化的意象、語言，賦予魯迅哲學所關注的人類精神現象、心靈世界以整體性、模糊性與多義性，還原了本來麵目的複雜性與豐富性。這樣，魯迅所要探討的精神本體的特質與外在文學符號之間，就達到了一種和諧與統一”。而我們今天的研究，則既要揭示這些意象背後的哲學意蘊，又不能將活生生的思想加以切割。———其實，這樣的單位意象、觀念不僅存在於魯迅作品中，可以說一切關注人類生存的作家都會有屬於自己的單位意象與觀念。就我研究的範圍，周作人有“風雨”、“水”（“小河”），曹禺有“掙紮”、“殘酷”、“被捉弄”等等。後來讀昆德拉《小說的藝術》，發現他也有“存在編碼”、“關鍵詞組”的說法，其實是同一個意思，或許“存在編碼”要更為確切。
還有一類單位意象、觀念是表示作家主體的生存狀態與心態的。比如，我在研究魯迅散文時，從魯迅的自述與友人的回憶中，發現了“夜”這一魯迅的單位意象與其散文創作的內在聯係：“夜”不僅提示了魯迅寫作的環境、氛圍，而且暗示魯迅這一創作主體的“孤獨者”的存在與“悲涼”心態。而這孤獨的個體的存在體驗，一方麵折射著魯迅所生活的時代，與製約、影響著魯迅創作的曆史文化背景有著密切關聯；另一方麵又決定著創造主體與讀者之間的緊張、排拒關係，以及以“獨語”為特征的獨特話語方式的采用。這樣，“夜”這一單位意象（典型現象之一類）就不但具有鮮明的形象性、具體性，甚至構圖性（請想想“夜幕”、“燈”、“魯迅”、“文稿”四者的鏡頭組合吧），而且具有超越的象征意義與廣闊的概括力，它幾乎可以引起人們關於魯迅散文（也許還不隻是散文）的文化背景與創作主體的關係，以及創作主體精神結構與文本結構的關係……的種種聯想、體驗與思考，與魯迅其人其文渾然融為一體。“愛智者”與“常識”則是周作人的單位觀念，前者是周作人自我身份的確認，後者看似隻涉及周作人散錢理群：《中國現代思想的曆史形態———魯迅思想論》，《精神的煉獄———中國現代文學從五四到抗戰的曆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33—34。
米蘭·昆德拉：《貶值了的塞萬提斯的遺產》，收艾曉明編譯：《小說的智慧》，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24。
文的內容與觀念，但與“愛智者”構成一個整體，就暗示著周作人作為“愛智”的“凡人”的自我存在方式，以及他的“凡人的信仰”、“凡人的悲哀”的特殊心理結構與心境，並由此決定了創作主體與論述對象和讀者的雙重平等與雙重寬容，和周作人行文與讀者接受上的自然、平和、親切與從容。初步的研究實踐，似乎已經顯示出這樣的前景：通過對作家作品的單位意象、單位觀念（關鍵詞組）的豐富內涵（多義的象征性）的深入開掘，將有可能把文化背景、作家主體心理結構、作品文本結構的分析，作者、作品、讀者三維空間的探索，這幾個方麵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典型現象、單位意象、觀念，不僅是從大量的文學現象中提煉出來，是研究的結果，同時又是描述的重點，即在整個文學史的敘述中，都必須緊緊抓住突出這些典型現象。我曾經這樣設想：如果小說創作有“小說敘述學”，文學史的寫作，也有“文學史敘述學”，也有敘述視角、敘述語調的選擇這類問題，而這正是被我們長期忽略的；在文學史的敘述學裏，應該將具有典型意義的曆史細節置於特別重要的地位。就我個人而言，我心向往之的文體是一種報告文學體的文學史———這自然不是追求報告文學的虛構性，恰恰相反，文學史中的每一個曆史細節都必須是有充分的史料根據的，絕不允許杜撰；所要追求的是報告文學那樣豐富而具體、生動的典型現象（人物與事件）與典型細節的描述，以及由此造成的現場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文學史敘述即是一連串的典型現象、曆史細節的聯綴，但又不是材料的簡單堆砌，而是通過新的敘述，賦予舊材料以活力，因此每一個材料的引述都具有一種發現的意義，並在材料（典型現象）之間建立起一種新型關係，這就構成了對曆史的複述與再述，既不是“六經注我”，也不是“曆史本來麵目”的複原。這裏，或許可以舉一個例子：在《1948：天地玄黃》一書寫作中，我用力最多的就是全書的開頭，寫了幾稿都不滿意，原因即是沒有找到恰當的典型細節，於是又回到當年的報刊上去爬梳，終於有了重要的發現：詩人馮至在一篇散文中提到，1948年1月1日淩晨，他突然從夢中醒來，在萬籟俱寂中，聽到鄰近有人在咳嗽，咳嗽的聲音時而激烈，時而緩和，直到天色朦朧發亮了，才漸漸平息下去。馮至因此而感到了“一個生存者是怎樣孤寂地在貧寒的冬夜裏掙紮”。而今天我作為一個研究者透過曆史的塵埃，卻發現了這一細節（包括馮至當時的感受）背後的典型意義：它反映了那個特定曆史時代的真實：“‘生存’成為壓倒一切的需要，於是有了生存者的掙紮與選略談“典型現象”的理論與運用403擇，有了生存者的文學。”這樣，這一曆史細節（“深夜咳嗽”）就成了我所要敘述的1948年那個時代及文學的曆史象征，而且也規定了我這本文學史著作的充滿曆史滄桑感、悲涼感的舒緩而沉重的敘述方式與敘述語調。———我當時甚至感到，抓住這一典型細節，全書的寫作就有了“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