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最後想問的是：您如此關切文學史寫作，那麼在您看來，現在我們的文學史建構中存在的最大困境是什麼？如何試圖克服它？
錢：我以為現在的問題是：原有的文學史建構已經形成了，穩定下來了，現在人們對它不滿，又找不到一個新的突破口，正處在一個如你所說的困境當中。
這些年我們的文學觀念發生很大變化：我們對文學的看法發生變化，我們對文學史認識也發生了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找到一種恰當的文學史形式是比較困難的，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我一直到現在，也總是在想文學史寫作，尋找和新的文學史觀念相適應的新的結構與敘述方式。我們過去的文學研究隻注意文本，現在我們發現僅僅研究作家、作品已經不夠了，這些年大家不是把文化研究的觀念與方法引入文學史研究嗎？就是要注意到文學的生產，從文學生產、流通、接受、傳播這樣的角度來看文學的發展，這是一種新的文學觀念和方法。
在我看來，這樣的文學的生產、流通的現代方式，文學市場的介入，正是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的重要區別所在，於是，就設想是否可以抓住“文學廣告”這樣一個環節，來結構與敘述文學史。現在我正在組織一批學者，準備寫一部《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編年史就是這一年有什麼著作、發生什麼文學事件，按時間排列，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觀的構建，而呈現出一種原生狀態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又通過文學廣告使生產和流通進入研究的視野。這當然是一個嚐試。是對既有模式的一個挑戰，也是極富魅力的：這樣不斷探討新的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不斷開拓研究思路的文學史研究，是最能煥發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我喜歡這樣的挑戰。
本書的文字，討論的都是有關現代文學研究和學科發展的問題；其中主體部分，一是討論前輩開創的學術傳統的“學人研究”，一是追蹤學科發展的“研究述評”，其中有些書序，其實也是借某本、某套書來討論學科研究的新進展、新趨向。這兩方麵的關注，其實是有一個潛在的動因的，就是要“接著樊駿先生往下寫”。樊駿先生是最近三十年這兩個領域的研究的開創者和最辛勤的耕耘者，對學科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我自己的學術成長就從中受益匪淺。但最近幾年來，樊駿先生因為身體的狀況，不能再繼續這樣的研究工作，這是許多關心學科發展的朋友深感遺憾的。特別是某些時候，比如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要做一百期的回顧，要做田仲濟先生誕辰一百年紀念，大家都會想到樊駿先生，他無疑是最佳作者。現在他既不能寫，就隻有求其次，由我勉為其難地做起了樊駿先生留下來的工作。開始是被動的，做多了就有了一種自覺性，於是就有計劃地寫了一批文章。但有樊駿這座高峰在前，自然會感到很大壓力，而且在理論素養與嚴格、嚴謹的學風上，我和樊駿的差距也自然會在寫出的文章裏，表現出來。大概唯一可以告慰自己和樊駿先生，以及學界的朋友的是，我是把這些文章當作一個重要的、嚴肅的學術工作，並且是懷著對學科發展的強烈的責任感來寫的；如果以後還有時間與精力，也還會繼續做下去。
謹以此書獻給樊駿先生，以及關心現代文學研究學科發展的朋友們。
2010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