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時常有學生問我：這世界上究竟有沒有上帝？
我的回答是：在人們的觀念裏，上帝有兩個。一個是本體世界中的上帝，一個是《聖經》中的上帝。本體世界中有無上帝，那隻有上帝才知道，人類是不可能知曉的。因為這樣的問題乃是人的認知能力所不及的。對此，康德哲學早已作了說明。至於《聖經》中的上帝，那是人人都可知道的，就是那位用六天時間創造了世界而第七天休息的全智全能者。
《聖經》是人寫的，因而《聖經》中的上帝也就是人的作品。正如人們常說的：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上帝。
二
人類的創造發明，可謂多矣。大到國家、法律、宗教、哲學，小到日常的生活用品。在這無數的發明中，又以上帝的發明最為偉大，最有意義。
上帝是文明的產物，亦最能體現文明之成就。
文明社會之所以會有上帝的發明，乃是因為在文明社會，人類麵臨著多種困惑和難題。這些困惑和難題，如果歸納起來，不外乎三個方麵，即如何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靈魂與肉體的關係問題。而這三者，都可從上帝那裏找到答案。
就人與自然之關係而言，上帝的意義乃在於，它既是世界萬物的原因和秩序，同時也昭示人類，由於有此原因和秩序，世界才是可知的。於是，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才成為可能，也才會有自然科學之可能。
就人與人之關係而言，上帝將利己與利他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從而使人類能夠大體上做到和諧和友善。無人不有利己之心。但是，如果人皆為己，則社會必然弱肉強食，隻有爭鬥沒有和諧，隻有惡沒有善。是上帝那張能讓人類進入天國的門票，非常巧妙地把人的利己之心轉換為利他之行為。因為天國無比美好，人皆向往，進入天國乃是他們利己之心的最大滿足。但天國的門票又不是隨便給的，隻有善者可以得到。所以出於利己之目的，人們必須在人世間做善事不做惡事。否則的話，不但天國進不去，而且還會打入地獄，受盡煎熬。
就靈魂與肉體的關係而言，上帝乃是人的終極意義所在。人是感性的生物，貪圖肉體的享受。但肉體的支撐卻又不是肉體自身所能做到。它必須依仗人的精神（即廣義上的靈魂）。沒有精神的肉體隻是一堆死肉，沒有生氣，沒有血色。肉體之所以需要精神的支撐，就在於人這一特殊的生物有兩種基本的需求，即既需要感官的快樂，又需要精神的慰藉。而且這二者相比較，後者更為重要。原因是，人又是思想的動物，常常想到自己生命的意義。而此意義世界最為緊要的關口，乃在生死之間。人生百年，匆匆而過。如何充實這短暫的人生，也就成了人們最為操心的問題。此問題之解決，絕非金錢美女可以為之，惟有從上帝那裏才能找到答案。也可以說，人類因其精神需要而創造了上帝，而上帝亦因之而使人類的生活世界有了意義。
三
人與人的關係，可以縱橫兩個維度來理解，或者說是一個十字架的結構。
橫麵的人際關係，是不帶任何社會身分之含義上的個體同個體之關係。在這裏，人必須假定是抽象的，隻有普遍性而沒有特殊性。在這裏，沒有等級差別，沒有貴賤之不同。大家都是人，都是父母所生，都有自己的人格尊嚴和利益追求，因而也都應該得到同樣的理解和尊重。正是在此意義上，西方人說“上帝麵前人人平等”，中國人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縱向的人際關係，體現的是社會的等級結構，如父子關係、師生關係、君臣關係、上下級關係、國家同國民之關係等等。而在這諸多的關係中，又以國家同國民之關係最為重要。因為人是社會化的，其社會性角色首先便體現在政治領域。故亞裏斯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在這裏，人都是有身分，有坐標的，隻有特殊性而沒有普遍性。在這裏，人之平等被不平等所替代，相互理解與尊重被命令與服從所替代。
在橫麵的人際關係中，人們看重的是普世倫理，關心的是個體的權利和心性的安頓；而在縱向的人際關係中，人們看重的是政治倫理，關心的是統治者如何安邦治國的問題，對個體的權利和心性安頓卻很少重視。
雖然這兩種人際關係以及相應的兩種倫理有混淆有疊合，很難作出嚴格的區分，但卻可以作為我們理解社會政治問題的分析模型。
四
如果以上所說的分析模型大體不謬，那麼我們便可進而得出如下兩點認識：
第一，大凡民主自由的社會，都是重視橫麵的人際關係，重視普世倫理，並以之作為思考政治問題的理論前提；凡是專製極權的社會，幾乎都是重視縱向的人際關係，重視政治倫理，並同樣將之作為一切政治行為的出發點。因之，欲在具有專製主義之傳統的社會從事民主化的建設，關鍵是由對政治倫理的強調而轉為對普世倫理的強調，由對人的特殊性的重視轉為對其普遍性或抽象性的重視。
第二，在重視縱向人際關係的社會，上帝是沒有多少存在價值的。因為在這裏，權威同政治地位成正比，誰的政治地位最高，誰就是最有權威的人物，可以取代上帝的位置，指導人們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而在重視橫麵人際關係的社會，由於沒有這樣的權威人物，人們必須走到上帝的麵前，聆聽上帝的聲音，才可能懂得生活的真諦和做人的準則。而且，政治倫理與普世倫理是互為消長的。政治倫理的重視，必將擠得上帝在人們的政治生活中沒有位置。因之也可以說，上帝在政治中的意義之大小或有無，乃是衡量自由民主社會同專製極權社會的一個重要尺度。
五
西諺雲：上帝的事情上帝管，愷撒的事情愷撒管。所謂“上帝的事情”，即信仰的事情；所謂“愷撒的事情”，即政治中的事務。這句諺語的意思是說，國家不能插足信仰的領域，而宗教也不能管政治中的事情。簡言之，政教必須分離。
那麼問題是，既然政教必須分離，上帝與愷撒的分工必須明確，何以說上帝在政治中的意義怎樣，乃是衡量一個社會為自由抑或專製的重要尺度呢？
這裏的原因是：在重視縱向的人際關係的社會，上帝雖然沒有市場，但卻是政教合一。此種“教”，不是信仰上帝之“教”，而是一種類似於宗教的世俗化的意識形態。它同國家的職能相統一，從而成為國家這部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樣的社會裏，雖然人們不信上帝，但最高的統治者卻坐在上帝的位置上，代上帝而做事，成為全民的精神導師，同樣是全智全能。其言論，句句都被當做真理；其行為，無一不是正確的。更為重要的是，此種社會的國民雖然沒有宗教熱情，但其對政治人物的崇拜，以及對他們所認定的意識形態的迷信，甚至比宗教熱情還要狂熱。
宗教熱情本是人人都有的。在專製極權的社會，人們之所以宗教觀念淡薄，原因乃是政治倫理對普世倫理的替代，甚至可以說是統治者有意用自己的聲音替代上帝的聲音，用自己的光芒而遮蔽上帝的光芒，從而利用人們的宗教熱情，使他們像崇拜上帝一樣地崇拜他自己。
由於統治者將自己擺在上帝的位置，故在專製極權的社會裏，政治都是神學化的。這可說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在人們普遍信仰上帝的社會，神學反倒遠離著政治；而在宗教觀念淡薄的社會，政治卻同神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神學化的政治，一是最高統治者被神化，或被稱為神的代表，或被稱為神之子；二是其政權的合理性被神化，或稱作“順天應人”，或稱作“××的選擇”（這裏的所謂“××”，完全是神秘化的）。更有甚者，在專製極權的社會，政治還同巫術相結合。此種結合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的，但卻充分說明了它的非理性之特征。
另需說明的是，政教合一有兩種類型。一為地道的、名副其實的政教合一，如古代世界的一些神權國家，國王在名義上同時又是最高的祭司長，亦如加爾文教統治下的日內瓦，國家政權同教會組織合二為一。另一種是像古代中國一樣的政教合一，即行政管理與社會教化都由國家負責，而且有一種官方的意識形態作為全民的精神生活之指南。這兩種類型雖有不同，但卻在如下幾方麵又是相同的：一、將本應世俗化的政治神秘化；二、國民的精神生活由國家統一管理和指導；三、實行專製主義的統治。
六
政教合一之所以導致專製極權，乃是因為上帝和愷撒分工不明，二者的關係太近乎。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在政教分離的社會，上帝在政治中就沒有意義？上帝可以遠離政治，隻關心自己領域裏的教化之事呢？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政治中的自由抑或專製，關鍵不在於其中是否有上帝的介入，而是看其以何種方式而介入的。具體說即是：自由民主社會，上帝的介入是間接的；專製極權的社會，上帝的介入是直接的。或者說，前者的影響是內在的，深刻的；後者的影響是表層的，膚淺的。
而且，在上帝與政治之關係方麵，還存在著這樣一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即在上帝直接介入的政教合一之社會裏，上帝實際上是缺席的，至少在政治領域是這樣。因為在這裏，隻有世俗統治者的意誌，而沒有上帝的意誌。即便像日內瓦這樣典型的政教合一之國家，亦為如此。世俗統治者代上帝做事，但卻一點也不明曉上帝在政治中的意義何在。或者說，正因為他不明曉上帝在政治中的意義，才冒昧地取代上帝的位置。
相反，在政教分離的社會，上帝遠離著政治，不幹預政治中的事務，但上帝的光芒卻又是照亮整個政治領域的。而且，世俗的政治亦充滿著上帝的精神。從表麵上看，上帝在這裏是缺席的，可實際上卻又無處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