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相信我所說的狄奧尼索斯的生命和悲劇的再生吧！蘇格拉底式的人已經終結了；朋友們，戴上你的常青藤之冠吧，握住狄奧尼索斯的手杖吧，並且當虎豹們馴服地伏在你身旁並舐著你的腳時也不感到驚奇啊！過著悲劇式的人的生活吧，你將得到補償。你的命運已注定要跟隨著狄奧尼索斯的行列離開印度而進入希臘。以嚴厲的戰鬥來糾纏你自己吧，但要相信你的神之力啊！①（①尼采：《悲劇的誕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頁。）
回到英雄時代
尼采試圖創立新的宗教，同其他任何教主式的人物一樣，亦需對傳統思想作一清算，即判教。在他的心目中，有兩種社會，兩種文化，均以蘇格拉底為界。蘇格拉底之前，即他心儀的理想社會，即悲劇精神的社會。在此社會裏，一切都是自然的：自然的社會秩序，自然的生命力，自然的鬥爭方式，沒有宗教，沒有道德，沒有國家，強者的意誌就是一切事物的法則。而蘇格拉底以來，一切都披上了虛偽的外表，而人也就在各種思想、教條、規範的約束下，變得蒼白而虛弱，謙遜而虛偽。在尼采看來，這二者，前者為文化，後者為文明。在由文化而轉為文明的過程中，蘇格拉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而這也就是尼采特別仇視和肆加詆毀蘇格拉底的原因所在。他稱蘇格拉底哲學及其對後世的影響為“蘇格拉底主義”。在《看哪這人》中，尼采自稱他的《悲劇的誕生》有“兩項帶根本性”的貢獻，一是對希臘人的狄奧尼索斯現象的認識，二是對蘇格拉底主義的認識，並且是“首次認識到蘇格拉底是希臘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頹廢派。用‘理性’反抗本能”。他稱蘇格拉底為“魔鬼”，為“病毒”，為第一個敢於單槍匹馬向整個希臘世界挑戰並敢於向人們“灌注那媚人的迷藥”的人。自此之後，人類美好的精神大廈傾頹了，荒廢了。
每個時代的西方文明都曾經試圖從希臘人的影響下掙脫出來，他們處在一種不愉快之中，因為每次不管他們有了如何的成就，看起來是多麼具有獨創性及值得衷心讚佩，但隻要將它們拿去跟希臘的模式一比較，便顯得黯然失色，沒有生命力。
“蘇格拉底主義”是尼采哲學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內涵極其豐富，幾乎涵蓋了人類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就政治而言，蘇格拉底主義將“個人的幸福被置於普遍的幸福之下”，用製度、法規等等保護平庸的大眾，盡可能地扼殺英雄人物和高貴的種族；就國際關係而言，蘇格拉底主義奉行世界和平主義，視鄰邦為友邦，用一種“博愛”的虛假口號掩蓋了國際爭鬥的殘酷現實；就哲學而言，蘇格拉底主義使哲學家成了“集體的害蟲”，不僅“消滅了幸福、美德和文化”，也消滅了哲學本身，因為它“隻是簡化事物和使它們庸俗化”；就神話而言，“民族的醜八怪的蘇格拉底則殺死了偉大神話在希臘的權威”；就藝術而言，蘇格拉底主義將藝術哲學化，即“哲學觀念便開始和藝術糾纏在一起了，而迫使後者漸漸向辯證的路子上走”；就宗教而言，蘇格拉底主義造就了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而此宗教乃是人類敗壞最有毒的腐蝕劑；就倫理道德而言，蘇格拉底主義為庸人和窮人而辯護，是一種最不道德的道德觀；就教育而言，蘇格拉底主義毒害青年，把他們培養成頹廢、虛偽、軟弱、沒有血氣和骨氣的人；就人與自然的關係而言，蘇格拉底主義提倡科學，強調世界的可知性，從而使人類隻有知識而無智慧，割斷了他們同自然那種原本不可能分割的聯係。
正因為尼采將蘇格拉底的學說視為萬惡之源，所以他的“鐵錘”之目標也主要是這位雕刻家的兒子，並公開聲言：“蘇格拉底與我難解難分，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與他戰鬥。”①（①《哲學與真理——尼采1872～1876年筆記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頁。）
然而對於尼采來說，批判傳統並不是他的最終目的。他的使命不在純粹的思想史研究，而是為了建構新的價值體係。或者說，他不是僅僅催化舊事物的死亡，而是為了新事物的誕生。《悲劇的誕生》一書的書名就很明確地道白了這一點。具體說就是，他批判蘇格拉底主義、基督教乃至當時德國的文化與教育，目的隻有一個，即在掃除傳統思想與觀念之基礎上而創立他的酒神教。用尼采自己的話說：“讓一切東西破碎吧，還有許多房子得蓋起來。”又說：
現在，人們都以歌聲和舞蹈來表達他們的意思，如同一個高境界團體中的成員。大家忘了如何走路，如何說話，人們隻是達於氣舞之境。人的每一個動作都顯示了一種喜悅，由著他，唱出了自然力的歌聲，這個能力又使得動物能發為言語，大地湧出美乳與甜蜜。他覺得自己簡直變成了神，他的步伐意氣揚揚，充滿歡樂。猶如他在夢中所見的神祇一般。不再有藝術了，他自己已變成了一件藝術品。宇宙的創造力現在由他的心神蕩怡之中，展現了出來。這太初之惟一，這偉大之滿足。①（①尼采：《悲劇的誕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頁。）
這既是尼采所向往的理想人格，也是他著力所構想的理想社會。不論何者，皆有一個共同的詞彙，即“自然”。也可以說，尼采哲學的宏旨就是勸諭人們拋棄文明，回到自然狀態，頗似中國的老子所說的“絕聖棄智”和“絕仁棄義”。對於此種自然狀態的社會，尼采曾在《權力意誌》中作過清楚而又詳細的描述：
我們的第一個社會更自然些，它是富人的、閑適者的社會，人們你爭我奪互相傾軋。性愛是一種運動，是為婚姻消除障礙和發出刺激的體育運動；人們為了享樂而生活；人們優先考慮體魄的健全，人們是好奇的和大膽的。
更加自然是我們對認識的態度；我們具有最天真的精神放浪，我們憎恨莊重肅穆和等級森嚴的儀式，我們對百般禁止的東西感到賞心悅目。假如我們在通向認識的道路上真有無聊之感，那麼我們恐怕就不會知道認識的興趣了。
更自然的是我們對道德的態度。原則成了笑柄；敢於妄言自己“義務”的人，不無諷刺意味。但是，人們重視有益的、善意的信念（人們認為本能就是道德，貶低其餘的一切。此外，還要貶低幾個光榮的概念）。
更加自然的是我們對政治的態度。我們看到了權力的問題，一定份額的權力反對另一份額的。我們不相信不以權力為基礎的權利會取得成功。因為，我們認為一切權利都是占領。
更加自然的是我們重視偉人和偉業。因為我們把激情看成特權。我們認為，凡是沒有偉大的犯罪的地方，絕無偉大可言；我們把一切偉大的存在設想為置身道德之外的行為。
更加自然的是我們對自然的態度。因為，我們不再為了“純潔”、“理性”、“美”等等而熱愛自然，我們使自然巧妙地“變得嚇人”、“變得愚蠢”。但是，並不因此而蔑視自然，而是自那以來對它倍感親切和融洽。它不強求人們尊奉道德，所以我們敬重它。
更加自然的是我們對藝術的態度，因為我們不要求藝術製造表麵的美妙騙局等；現在流行實證主義，它不激動，而是論證。
總而言之，有跡象表明，19世紀的歐洲人不怎麼為自己的本能感到可恥；為了有朝一日承認自己的絕對自然屬性即非道德性，他們已經邁出了相當大的一步。
上麵的這幾段話可以看作尼采的哲學宣言，亦可視為他的理想藍圖。所謂“更加自然的”是相對於以歌德為代表的德國浪漫主義思潮而言的，因為在尼采看來，由於浪漫主義思潮，歐洲人亦開始變得浪漫起來，一如他在《悲劇的誕生》中說的：“有一種從亞曆山大的時代回返到悲劇的時代的傾向。”尼采所希望的，便是德意誌人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回到真正的悲劇時代，讓酒神精神統領整個德意誌民族的心靈世界。
“回到自然”，在近代的西方，並非隻有尼采提出過這樣的口號。自17世紀以來，思想家們大多重視對人類的“自然狀態”的研究，以說明國家、法律、製度產生的合理性。有的思想家甚至以此為前提而構想自己的理想社會。比如盧梭認為人類的自然狀態，一切都是好的，文明產生之後，卻又一切都變壞了。又如康德雖不主張回到自然狀態，但他又同時認為：“大自然的曆史是由善而開始的，因為它是上帝的創作；自由的曆史則是由惡而開始的，因為它是人的創作。”再如馬克思，為了他的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同樣需要一個沒有階級壓迫沒有私有製的原始社會。
不過，尼采同這些思想家又大為不同。(1)他所向往的自然狀態，既非惡，亦非善，而是“善惡的彼岸”。雖然在他的筆下，權力意誌統治的悲劇時代頗像霍布斯《利維坦》中所描寫的那樣，即人對人就像豺狼一樣。但是，尼采卻認為這並非為惡，而是人性的充分體現，是對生命力的肯定。(2)尼采的悲劇時代並非真正的原始時代，而是由原始到文明之過渡期的英雄時代，亦即恩格斯所說的“軍事民主製時代”。(3)盧梭、康德和馬克思等人的“自然狀態”，很大程度上隻是就原始人的物質生活和社會製度而言的，而尼采的悲劇時代則主要是就人們的精神氣質而言的，盡管他的理論目的在政治領域，即以此而作為他的民族主義政治哲學的理論依據。
就現在學界的研究成果看，尼采的悲劇時代絕非虛構，人類曆史上的確有這麼一個曆史階段。這在古希臘，則為從荷馬史詩時代到蘇格拉底時代的幾百年曆史；在印度為吠陀時代；在中國為西周以前的時代。在這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曆史中，人類亦確實生活在一種非常特殊的精神狀態之中。一方麵，他們已經走出叢林，有了國家和法律，有了文字和藝術。另一方麵，他們的文明程度是相當有限的，很大程度上仍是按照叢林法則而處理人與人之關係。雖然有習俗的製約，但習俗亦是由強力決定的。這時候，人類尚力不尚德，而且宗教和道德亦未誕生。他們奉崇的是自然宗教（從嚴格的意義上說，自然宗教不能視為宗教，因為它沒有彼岸世界和道德關懷，而這二者乃是宗教之為宗教的本質性規定），神人不分，天人合一；他們既充實又歡欣，但同時對於大自然以及他們所構想的神靈世界又極其的恐懼和害怕；他們崇拜力量，勝者為王；在部落之關係問題上，他們相信武力可以解決一切，因而戰爭頻繁，人們亦以戰爭為樂事，且以戰士和英雄為榮。恩格斯就曾這樣說過：
其所以稱為軍事民主製，是因為戰爭以及進行戰爭的組織現在已成為民族生活的正常職能。鄰人的財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貪欲，在這些民族那裏，獲取財富已成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們是野蠻人，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①（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0頁。）
尼采是語言學教授，尤精於希臘文化，對希臘的英雄時代之曆史與文化自然是相當熟悉的。而這時候的希臘之曆史與文化，主要見於荷馬史詩和悲劇家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洋溢的是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所反映的是，這時候的希臘人精力充沛，尚武善戰，不論是對命運還是對鄰國，都充滿著戰無不勝的樂觀主義精神。而且那些神祇和人間的英雄，個個都是非常自我的，他們不依靠群體，而是憑著自己的力量和勇氣而戰勝敵人和征服同伴，並由此而體現自我的價值。特別是希波戰爭，希臘人以弱勝強，奇跡般地打敗了波斯帝國。這次戰爭的勝利，根本原因乃是希臘民主製的優越，希羅多德就是本著這一基本認識而寫他的《曆史》的。可在尼采看來，戰爭勝利的原因，乃是因為希臘人有著非同尋常的英雄主義氣概，即權力意誌，或曰酒神精神。更為重要的是，希波戰爭之後不久，雅典同斯巴達進行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果卻是雅典敗北。在希波戰爭中，雅典是希臘人的領袖，波斯主要是雅典人打敗的。而伯羅奔尼撒戰爭，原本充滿悲劇精神而勇敢善戰的雅典人竟然輸給了斯巴達人，這在尼采看來，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有了一個蘇格拉底，他的那套頹廢的哲學使雅典人墮落了，柔弱了，從而不堪一擊。尼采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