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政治哲學
大凡文明的民族，做人做事都需要理論上的根據，更何況戰爭與政治大事。戰爭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而且是政治中的重頭戲。故而任何戰爭在發動之前，都要尋找理論上的支持。如是，方可稱得上“義戰”或“仁義之師”，方可動員民眾心甘情願地捐軀沙場。
相對而言，在文明民族，日本人是一個理論思維欠缺的民族。當年侵略中國，隻是編造了一個“東亞共榮圈”的謊言，沒有丁點兒理論色彩。而其他文明民族則大不一樣，不管是內戰還是外戰，都要盡可能地為自己找個興師動眾的理由。比如中國改朝換代的內戰，大多是在“湯武革命”、“替天行道”的旗號下進行的。此種旗號既是道德上的，又帶有本體論的內涵。因為中國的治道乃是同天道相結合的，政權的合理性需要天道的說明。又如西方世界的宗教戰爭，無不在捍衛神聖的口號下進行的，將信仰同戰爭相聯係。
德意誌民族在近代西方曆史上，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相對於英、美、法等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不高，經濟落後，國力不強；二是它強於思辨，哲學的成就為西歐諸國所不及。這兩個特點的同時存在，便產生了尼采獨具風格的政治哲學，即民族主義的政治哲學。
從蘇格拉底的時代起，西方人對政治事務就有一種特別的關心。古代世界，人們關心的是城邦政治，思考的主題乃是，如何才能達到一邦之內的和諧。亞裏斯多德的《政治學》可視為代表性的作品。中世紀，人們所關注的，一是神權與俗權的關係，二是一國之內各個社會等級的關係。到了近代，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得以產生，其關注的重點乃是民權如何限製政府權力的問題。盡管我們今天可以將其分為“積極的自由主義”（即可能導致政治極權的自由主義）和“消極的自由主義”兩種，但這二者在基本的政治理念方麵，則是相同的，即對公民的民主和自由之基本權利的捍衛，沒有原則上的分歧。
然而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蓬勃發展的同時，民族主義政治哲學亦悄然而起。這二者可以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學思潮。前者看重的是公民的平等和自由，以及國家權利的製衡，防止的是權力因其膨脹而腐敗，因而它著眼的是一國之內的政治。而後者著眼的是國家之間的關係，看重國家的統一和富強，其政治理念往往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意識形態相結合。它不是以個體或社會為本位，而是把國家的利益看作高於一切，並在此旗號下，要求個體之“小我”無條件地服從國家民族之“大我”，以犧牲個人而成就集體。
嚴格說來，民族主義的政治哲學傳統並不始於尼采，早在馬基雅弗裏那裏，就已經有了端緒。隻不過，馬基雅弗裏的《君主論》沒有多少哲學味，還談不上正兒八經的政治哲學。然而馬基雅弗裏的政治學思考卻是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的，且提出了一係列的政治學原則：(1)以人性惡論作為政治的理論基點；(2)權力來自於自由競爭，來自於武力，而無須教會的授予；(3)政治高於道德，可以不擇手段；(4)政治人物留芳百世和遺臭萬年，在價值上是等同的。他說：
世界上有兩種鬥爭方法，一種方法是運用法律，另一種方法是運用武力。第一種方法是屬於人類特有的，而第二種方法則是屬於野獸的。但是，因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須訴諸後者。①（①馬基雅弗裏：《君主論》，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83頁。）
所謂“後者”，馬基雅弗裏比喻為“狐狸和獅子”。君王之所以應效法狐狸，乃是因為狐狸“認識陷阱”，不被人家所欺騙；之所以應效法“獅子”，乃是為了“使豺狼驚駭”，即使臣民產生畏懼心理。馬基雅弗裏的學說在近代早期的西歐影響很大，對於王權的鞏固、民族國家的統一及資本主義的發展，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他的理論畢竟是膚淺的，缺乏形上色彩，尤其為德國人所輕視。
真正將民族主義的國家學說哲學化的是黑格爾。黑格爾具有強烈的種族優越論的色彩，認為日耳曼民族是人類最優秀的民族，最懂得“自由”的精義。他把人類曆史分為四個階段，即東方世界、希臘世界、羅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在他看來，“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在這裏，宗教達到了它的最高形式，藝術達到了它最完美的天地，國家達到了最完善的政權形式。
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是為他的民族主義政治哲學服務的。他認為，代表時代精神的是國家的理念，人類的自由精神也隻有通過國家這一載體方能體現。因之，在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上，黑格爾是位國家本位論者，認為市民社會應該從屬於國家，而不是相反。他認為市民社會是放任的市場經濟的產物和非理性的產物，因而仍是作為“必然”而存在的，尚未進入真正的“自由”的階段。如若沒有國家這個統一體，他們的自由是無法實現的。是故，國家是第一位的，其利益高於一切，同時它亦可根據自己的利益而要求市民社會為之而作出犧牲。很顯然，此種理論所營構的社會隻能是極權的社會，而不可能是民主自由的社會。正惟如此，黑格爾的國家學說才招來了思想界的嚴厲批判。霍布豪斯就有過這樣的評斷：
現在時興把德意誌軍國主義想象為俾斯麥時代以前盛行的一種美好感傷的理想主義引起的反作用的產物。這是非常錯誤的。這種政治上的反動，是從黑格爾開始的，他的學派自始至終都拚命反對發源於18世紀法國、16世紀荷蘭和17世紀英國的民主觀念與人道主義思想。正是黑格爾的國家觀企圖證明自由和法律是一致的，藉以削弱民主的原則；想用紀律的觀念削弱平等的原則；要使個人成為國家的一部分，以削弱個性的原則；把國家推崇為人類社會最高和最後的組織形式，以削弱人性的原則。
如果我們今天對近代西方的政治思想史略加回顧，不難發現這樣一種頗有意思的現象，即英、美均奉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而德、法諸國皆奉行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從而形成兩種政治哲學傳統。原因是，英、美為瀕海的國家，發展主要在海外，國家政治的重點是對公民利益的維護和對政府力量的限製，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及其處理顯得並不怎麼十分重要，故而發展起來的主要是自由主義的哲學傳統。而歐洲大陸的德、法諸國，彼此接鄰，既有曆史的瓜葛和宿怨，亦有現實的領土之爭和霸權之爭，同時又有民族統一和民族凝聚力之形成的迫切要求，所以對政治問題的思考，也就必然地以民族和國家的軍事實力的增強為軸心，其政治哲學也就必然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像盧梭、黑格爾等人的政治哲學，不過是歐洲大陸諸國政治思想的典型代表而已，具有廣泛的社會認同的民族心理基礎。而尼采亦不過是立於這一基礎之上，將民族主義的政治哲學推到一個更為偏激和更為極端的理論形態罷了。
尼采是一位憂患的思想家。所憂患的既不是傳統思想的困厄，亦非普遍性的人生觀和道德觀問題。他對傳統思想的批判，對基督教的敵視，以及“重估一切價值”的主張，表麵看來是呼籲人性的複歸，重建價值體係。而且，他自己也是這麼反複申明的。可實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尼采真正憂慮的乃是德意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對於德國，尼采的心情是極其矛盾的。一方麵，他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認為德意誌乃是優等民族，理當成為世界的主宰，“地球的主人”。或可說，在尼采眼裏，德意誌原本就是一個做主人的民族，而其他民族隻配做奴隸。但另一方麵，尼采又對現實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德國人極為不滿和極為失望，認為他們平庸、膚淺、粗俗，沒有血性，沒有激情，沒有男人味。
德國精神變得更粗鄙、更淺薄了……透徹地說，它是一種使我驚駭的麵目全非的東西，在精神事物中的那種德國的嚴肅、德國的深刻、德國的熱情正在每況愈下。不但知性，而且激情也在發生變化——我在各地接觸德國的大學，學者中盛行怎樣的風氣，當今的精神何其荒蕪，何其滿足和冷漠！
尼采的憂患意識，既出於對優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關係的思考，亦來自法國人的挑戰和刺激。法、德兩國，既為近鄰，又有著長期的積怨，而且各自的勢力和社會發展水平也大體相當。因之，對於德國人來說，法國乃是最大的敵人，最主要的對手；德國要想稱霸歐洲，乃至全世界，首要的便是扼製法國。然而自18世紀以來，由於資產階級革命，特別是由於拿破侖的軍事成就，一下子躍到了德國的前麵。這在德國人看來，幾乎是不能忍受的事情。作為激進的民族主義思想家的尼采，更是不能容忍，在他看來，德國是歐洲的“偶像”，是全歐的英雄主義之象征。而現在，“德國愈益被視為歐洲的窪地(flachland)”，被人看不起。過去，文化的重心在德國；而現在，“重心轉移”，由德國轉到法國。
正當德國作為巨大力量興起之時，法國作為文化力量獲得了一種不同的重要性。在今天，精神的許多新的嚴肅、新的熱情已經遷往巴黎；例如，悲觀主義問題，瓦格納問題，幾乎所有的心理學問題和藝術問題，在那裏比在德國得到無比精微透徹的思索——德國人甚至無能於這種嚴肅。——在歐洲文化史上，“帝國”的興起首先意味著一件事：重心的轉移，無論何處，人們都已經知道：在主要的事情（這始終是文化）上，德國人不再值得一提。①（①尼采：《偶像的黃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頁。）
愛之愈深，恨之愈切。這句話用在尼采身上，是再也合適不過的。正因為尼采對德意誌民族那種“高貴精神”的百般愛戀，才使得他對當時德國的思想界和教育界百般挑剔，並由此而推及到對西方思想傳統的總批判。也正惟如此，他又同時對德意誌民族寄予著希望，認為隻要德國人能夠按照他的思想，回到酒神精神，德意誌民族定會有重振雄風的那一天。因為“生長於野蠻而無形式的日耳曼精神”同古希臘的酒神精神原本就是一類的。正因為這樣，尼采很是欣賞歌德、俾斯麥的精神氣質，稱他們“是德意誌這個強大種族的典型代表”②（②尼采：《權力意誌》，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20頁）。
然而從總體上說，對於德國人的精神現狀，尼采畢竟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德國曾一度成為歐洲的“偶像”，但現在卻是“如此驚人的腐化”。所謂“偶像的黃昏”，其意即此。然而如同任何悲觀論者那樣，愈是悲觀，愈是有一種假想的衝動，即通過一種假想的希望而擺脫自己的悲觀心理。比如世人受自然。與社會的雙重奴役而無能為力，就假想一個上帝的存在，希望上帝那雙溫暖的雙手將他們送上天國，擺脫塵世的苦難。尼采的悲觀是對德意誌民族精神狀態的失望，而非對自身人生境遇的不滿和無奈，因而其希望也是民族主義性質的，即假想通過一種精神強心劑使德意誌民族從麻木、軟弱、虛無和垂死的狀態中猛醒過來，猶如醒過來的睡獅一般。其實，此種方法並非尼采的獨創。古代猶太人創立猶太教，就是希望有一個全能的上帝能夠幫助他們擺脫多災多難的命運；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紛紛轉向佛學，希望佛學能夠堅定國民的救國和強國的信念。不同的隻是，尼采所借助的卻不是文明社會的宗教，而是遠古時代（即英雄時代）的酒神精神，希望酒神的來臨，可以培養起德意誌人的英雄氣質。也可以說，尼采反對宗教，但他的哲學卻又在試圖創立一種新的宗教，即酒神教，或曰狄奧尼索斯教。下麵的這段話，最能看出他的教主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