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人是環境的產物。這句話可從多層麵多角度予以理解。一個人從一生下來，或者說從接受教育之日起，就生活在無需發問無需思想的社會環境中，甚至生活在一個充滿謊言的年代，那麼很自然地，他也是不會提問和不會思想的，甚至把謊言當做真理。柏拉圖曾有一個“洞穴幻象”的著名比喻，很能形象地說明此中關係：洞穴裏關著一群囚犯。他們從孩提時代起就被捆綁在這裏，隻能朝一個方向看。他們身後有一堆永不熄滅的火，他們隻能從牆上看到他們自己和他們身後物體的影子。因為他們除了影子看不到任何東西，他們就把這些影子看作是實在的，而不知道物體本身。
其七，意識形態的理論話語多是具有誘人的光芒，如民本主義、平均主義、黃金般的理想未來等等。這些話語不僅寫在欽定的教科書中，而且內化為絕大多數學者的是非觀價值觀。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士誌於道”的傳統，而這“道”同現行的理論話語有著極其的相似之處。於是乎，對於現代的中國學者來說，他們非但不會對現行的理論話語有所疑問，而且還會樂於為之闡發和宣傳，且同他們那“誌於道”的價值關懷相聯係。
其八，由於中國傳統的“有德者王”、“惟仁者宜在高位”之觀念的影響，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容易將“王”和“聖”一並看待，將“政統”和“道統”一並看待。也就是說，在他們的心目中，當權者既是道德高尚之人，同時又是最有智慧的人。這樣一種崇拜心理同時也就決定了他們樂於接受當權者給他們設計好的生活模式和思想模式，從而很難懷疑它們有什麼不可。
以上所談論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者為何學而不問。其實，學而不問隻是一種普遍性的現象，而不是指所有的學者都是這樣。一個民族不可能沒有自己真正的學問中人，不可能沒有思想者。再萬馬齊喑的社會，總會有那麼一批不信邪的學者，在那裏發問、思考和求索。顧準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顧準在20世紀中國的意義，不在於他的學術與思想之本身，而在於他那種人醉我醒的獨立思考之精神。
而且，曆史總是動態發展的。二十年前，茫茫中國，醒著的隻有顧準一人，至少從現在所了解的情況看是這樣。而在今天的學術界和思想界，已有愈來愈多的人醒悟過來。雖然在整個學者隊伍中，他們仍是極少數，既無法成為思想學術主流，亦為權力話語所不容，而且還要受那些至今尚是醉著的和睡著的人的排斥，但其氣象和勢頭已遠不是顧準的年代所能比的。這是民族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國的學術與思想的前途所在。如果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不是醉著的，就是睡著的，那麼這個民族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我們亦需看到，在原有的意識形態、話語形式和思想方法仍占主流的今日，就境遇而言，醒著的或許比那些醉著的和睡著的更為尷尬，更為困窘。醉著的仍可欣喜若狂，熱淚盈眶，仍可孜孜不倦地做著鸚鵡的學問；睡著的仍可繼續麻木下去，上麵說啥就是啥；而醒著的，雖然頭腦是清白的，心也是熱的，但心情卻是沉重的和痛苦的。醉著的和睡著的，沒有煩惱，沒有痛苦，日子過得坦然自在，而醒著的卻不會有輕鬆和愉快。一方麵，麵對現實與理論的巨大鴻溝，他們既要承受現實的挑戰所給他們帶來的壓力，又要遭受求索理論的思想之苦；另一方麵，他們的思想探索很有可能背上思想罪，甚至可能告別生活。他們既要學又要問，更重要的是將自己的思想成果播之於社會。然而在今日中國，他們是很少有傳播思想之媒介的。他們可以在三五朋友之間對話，也可能在一些純學術的文字裏暗含著某種理念，但卻沒有辦法使廣大民眾聽到他們的聲音和看到他們的文字。
如果僅僅是上麵所說的這些，還算不得今日學者的真正窘況。古往今來，一些開風氣的學者，又有幾人不是此種境遇？而且，要做一名醒著的學者，也必須得有此種思想準備。在我看來，今日學者之真正困窘，乃是在權力話語麵前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你本想開新風啟民智，但權力話語完全可能將你的思想成果吞並進去，為它所用。而且，即便是兩種截然相反的學術思想，它都可以利用起來，弄得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一不小心，就掉進它的麻袋裏。
以我本人為例。我自以為是一位醒著的學者，既學且問，也肯思想，而且也有一些成果發表。可近年來，覺得這學問越來越難做，特別是思想性的文字很難下筆，弄得不好，很可能事與願違，給社會進步幫了倒忙。
例如，很長一段時期裏，我們的理論界奉行“五種生產方式”說，似乎每一個民族的曆史都必須經過這樣的路徑。誰要是對這種一元史觀提出異議，誰就是思想異端。80年代，學術界許多人曾試圖衝破這層理論硬繭，紛紛撰文說明曆史的多樣性和非必然性。那幾年，我也曾發表過幾篇相關的文章。特別是90年代初的《史學與神學》和《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兩書，所論述的更是這一主題。然而蘇東巨變之後，由於世界格局發生了明顯的變動，權力話語對理論的需求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既需要一元史觀，亦需要多元史觀。或者說，既需要原來教科書的解釋模式，又需要原來教科書所批判的東西。需要一元史觀，是因為權力話語的基調未變，仍把一種烏托邦的理想作為未來中國的前途。而且現行的意識形態整個兒地就是建立在一元史觀的基礎上的，如果否定一元史觀，無異於否定現行的意識形態。需要多元史觀，是因為蘇東巨變之後，世界上兩大陣營的對抗基本上不再存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回歸到社會發展的主流體係。而且即便在我國，雖然未發生社會性質的根本轉化，但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念越來越擁有市場。況且，自改革開放以來，權力話語之本身亦蘊含著與一元史觀極不合拍的理論要素。此種形勢下，如何維護原來權力話語的權威性，如何辯護現有體製的曆史合理性，也就成了權力話語亟需解決的問題。因為如果再按照原有的一元史觀看待當今世界各民族的曆史，那麼中國現行的理論與實踐就失去了它的曆史合理性。所以，為了尋求“特色”的理論支持，就必須由一元史觀轉變為多元史觀。但是，這後者又不能取代前者。道理同樣很簡單，因為如果僅用多元史觀看待曆史，那麼不僅現有的製度將會失去理論依據，就連20世紀的中國曆史也會給予重新解釋。這樣的話，對那些操縱著權力話語的人來說，他們將失去的既是權力和利益，同時也是他們在20世紀中國的曆史地位，至少人們不會再以“隻有……才能……”的思維模式看待20世紀的中國史。
又如，在文化絕對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問題上，學者們同樣是十分尷尬的。雖然這一問題同上文所說的一元史觀和多元史觀，相似之處甚多，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本來，文化的世界性與民族性乃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關係，過分地強調任何一端都是片麵的。然而很長時期以來，文化絕對主義占絕對統治的地位，一切向蘇聯看齊，口號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同蘇聯的關係緊張以後，我們又把自己所信奉的文化視為最優秀的，直至今日還有的學者學著晚年梁啟超的口氣，要把中國文化輸送到西方去，營救那些精神上營養不良的西方人。我們不管此種文化絕對主義和文化自大主義是如何的荒唐，僅就其對思想異端的迫害來說，就是自相矛盾的。
可是到了20世紀的90年代，由於蘇東巨變，更由於美國總是在“人權”問題上作文章，迫使權力話語遂由文化絕對主義轉為文化相對主義，由強調文化的世界性轉為強調其民族性，尤其是強調“國情”之不同，似乎中國人由於國情的特殊，就理當不能享受世界各國所共識的基本人權，理當受著各種各樣的非人道的迫害。由於“國情”和“特色”等字眼很能為現實的不合理辯護，同時也很能為我們可愛而又可悲的國人（包括那些睡著的和醉著的學者）所認同，所以這些年來，權力話語很重視文化的民族性。或者說，凡是以主張文化民族性的學術觀點，都是權力話語所歡迎的，同時也很能為其服務。
再如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問題。這些年，我寫過一些反思傳統的文字，自以為是較為深刻的，在國內外都有較大的影響。然而在權力話語或秉著權力話語而說話的那些學而不問的所謂學者們看來，我是一位離經叛道的人，是全盤西化論者，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學說。我倒不是懼怕人家的批評，更不是懼怕給我冠個“自由主義”的帽子，而是覺得這裏麵，既有蹊蹺，又有自己的尷尬。就實而論，我雖然是主張全麵向西方學習的，但卻並不是一味地貶低和否定傳統。任何創新都離不開傳統，此種道理婦孺皆知，我怎麼可能全盤否定傳統呢？而且傳統這東西，也不是想否定就可以否定掉的。我反對的隻是現代新儒家仍以儒學作為立國之道的主張。在我看來，儒學作為個人的成人之學是可以的，而且值得提倡，但如果認為“內聖”可以開出“新外王”，則是我始終不敢相信的，因為儒學從根本上說是反民主和反科學的，尤其是它的“修齊治平”之模式同現代民主政治是格格不入的。那麼我又為什麼不從個人的心性修為方麵去肯定儒學的現代價值呢？原因是，“修齊治平”之模式早已深入人心，如果張揚儒學的心性之學，國人很自然會循著這一思維模式來思考現今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從而很容易認同德治主義主張。而在我看來，20世紀中國曆史的坎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國人執迷於德治主義而造成的。其實，任何對傳統持批評態度的人，特別是學者，都是很難割舍同傳統之感情。像胡適、陳序經等人之所以提倡“全盤西化”，乃是因為他們有苦衷，有著不同尋常的識見。因為如果不如此，那麼向西方學習必將是皮毛的。關於這一點，陳序經說得非常清楚。他說，他之所以提倡全盤西化，並不是指什麼都必須學西方的，而是因為文化的傳播是成係統的，學習西方的器物文明，同時亦必須學習人家的製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關於陳序經這種識見，隻要我們把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史稍作回顧和思想，其意義是不難明白的。這一百多年來，尤其是20年代之後，我們的所謂現代化，一直是皮毛的現代化，或曰皮毛的西化。新文化運動的兩大口號，即民主和科學，雖然在口頭上大家都承認是好東西，可在其後的大半個世紀裏，民主和科學始終難以在中國安家落戶。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葉公好龍，在於皮毛的現代化。
最有意思的是，在很長一段時期裏，權力話語是極其不尊重曆史的，將傳統的東西幾乎一概視為糟粕，尤其對孔夫子大不敬。可是到了80年代之後，權力話語又轉過來對傳統極其重視，似乎當今中國隻有靠孔孟學說方能新生。如此一種轉變，無疑又使那些既學且問的學者極其犯難。批判傳統嗎，實在與他們的學理追求相衝突，因為他們從內心裏亦是認同傳統之價值的；歌頌傳統嗎，又很容易被權力話語所利用，甚或阻礙社會的進步。
我以自己為例，列舉了這些尷尬之事，並不意味著我在奉勸學者們從此之後不要再思考，或不再寫文章。我的意思隻是想提醒諸位：說話或寫文章之前必須三思，看自己的觀點是否有可能被利用，並以之作為維持既存秩序的理論張本。
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