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一世紀
魯迅作為一個著作者第一次出現在讀者的眼前，是在１９０３年，二十世紀剛剛開始，到今天是一百年出頭了。這年６月，日本東京出版的《浙江潮》雜誌第五期上刊出《斯巴達之魂》，作者署名“自樹”，這是魯迅公開發表文章的開始。
義和團之亂引起了八國聯軍的入侵。１９０１年９月，清廷接受了謝罪、懲辦禍首、賠款等等屈辱的條件，簽訂了辛醜條約。接著各國聯軍開始撤退。可是俄國卻拒不從東三省撤兵。幾經交涉，到１９０２年４月８日，中俄才簽訂東三省撤兵條約，規定俄兵於十八個月內分三期撤退。到了１９０３年４月８日，俄軍應該退出沈陽、牛莊、營口、遼陽和吉林，可是不退。俄國反而向中國提出七項新要求。這就激起了中國人的憤怒。４月２７日，上海張園開拒俄大會，反對俄國對東三省的新要求。４月３０日京師大學堂學生大會，拒絕俄國要求。憤怒的情緒擴大到了國外的留學生中間，４月３０日，東京中國學生拒俄義勇隊成立。５月２日拒俄義勇隊改名為學生軍。魯迅的好友許壽裳就參加了這一活動。拒俄義勇隊成立，即函電各方，在致北洋大臣袁世凱函中說：“昔波斯王擇耳士以十萬之眾，圖吞希臘，而留尼達士親率丁壯數百扼險據守，突陣死戰，全軍殲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榮名震於列國，泰西三尺之童無不知之。夫以區區半島之希臘，猶有義不辱國之士，可以吾數百萬萬裏之帝國而無之乎！”魯迅的這篇《斯巴達之魂》，寫的就正是這次德摩比勒（今譯溫泉關）之役。文章氣勢磅礴，該刊編者許壽裳說，“文中敘將士死戰的勇敢，少婦斥責生還者的嚴厲，使千載以下的讀者如見其人”。可以認為魯迅是以這篇文章參加拒俄運動，他的寫作活動從一開始就是懷著救國的、愛國的目的。這種態度，一直貫穿著他整個一生的文學活動。
魯迅在日本留學。他看到，剛剛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同衰敗的晚清，對比是太強烈了。這更加深了他的憂國之心。在將兩國比較的時候，他還采取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國民性。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說：“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們生於大陸，早營農業，遂曆受遊牧民族之害，曆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但我們還要揭發自己的缺點，這是意在複興，在改善。”（２００５年版《魯迅全集》第１４卷第４１０頁，以下《魯迅全集》的引文出處隻注卷次及頁碼，不注書名）許壽裳在《懷亡友魯迅》一文中回憶說：“魯迅在弘文時，課餘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魯迅是為了探索救國的道路，為了改變國家的命運思考這些問題。
正是這些思考決定了他對人生道路的選擇。“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第一卷第４３８頁），使他一度學醫；後來受到刺激，“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第一要著，是在改變國人的精神，從而選定文學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
在這些年裏，他讀得多，也想得多。因此，他１９０７—１９０８年在《河南》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就不隻是反映出一種愛國的激情，還有他自己的不少思考了。
刊登在《河南》月刊第五號（１９０８年６月）上的《科學史教篇》，扼要地介紹了外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生產活動、應用技術跟理論科學的關係問題上，文章不但指出了“實業之蒙益於科學者固多，而科學得實業之助者亦非鮮”（第一卷第３３頁）這種兩者“相互為援”的關係之外，更指出了“至十八世紀中葉，英法德意諸國科學之士輩出，質學生學地學之進步，燦然可觀，惟所以福社會者若何，則論者尚難於置對。迨醞釀既久，實益乃昭，當同世紀末葉，其效忽大著”（第一卷第３２頁），以見理論科學的研究並不總是可以立竿見影地應用於實際生活中，強調了理論科學研究的重要性，盡管一時還看不出它有什麼用處。
這篇文章論證了科學在推動社會進步、提高人類生活品質方麵的巨大作用，但是它同時提醒讀者，不能因為強調科學的重要性而忽視了其他方麵的精神生活。人類既需要牛頓，也需要莎士比亞；不但需要波義耳這樣的科學家，也需要拉斐爾這樣的畫家；既要有哲學家康德，也要有音樂家貝多芬；既要有達爾文，也要有卡萊爾這樣的史學家。
《摩羅詩力說》介紹了以拜倫為代表的被人稱為“惡魔派”的詩人。後來，魯迅在《雜憶》一文中說：“那時拜倫之所以比較的為中國人所知，還有別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複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複仇詩人密茨凱維支；匈牙利的愛國詩人裴多菲。”（第一卷第２３３～２３４頁）後麵這兩位，在《摩羅詩力說》裏也都作了詳細介紹。此外，還介紹了挪威的易卜生、英國的雪萊、俄國的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等等。
魯迅在介紹了這些他所喜愛的、引起他心的共鳴的作家之後，想起了中國。他問道：“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悲哀的是，他接著答道：“家國荒矣，而賦最末哀歌，以訴天下貽後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賊於眾，居其一或兼其二，則中國遂以蕭條。”（第一卷第１０２頁）文章裏沒有說的是，它的作者，已經決定自己來擔當精神界之戰士的使命了。
魯迅在《河南》上發表的文章，《文化偏至論》和《破惡聲論》這兩篇最可注意，它顯出了作者對中國現狀的深思。那時，中國必須變革，這可以說是已經成了關心國家命運的知識分子的共識。在東京的中國人，從政治上的亡命客到留學生，有主張民主革命的，也有主張君主立憲的，活動很多。魯迅自己參加了留學生的一些活動，觀察了不少號稱愛國誌士的人物，了解到了他們的主張和作為，於是在這兩篇文章裏對這些作出了自己的評價。
出國留學，目的是給中國圖富強。到外國學些什麼才好呢？魯迅看到的是：“後有學於殊域者，近不知中國之情，遠複不察歐美之實，以所拾塵芥，羅列人前，謂鉤爪鋸牙，為國家首事”（第一卷第４５～４６頁），“眩至顯之實利，摹至膚之方術”（第一卷第２９頁），“試按其實，乃並方術且非所喻，靈府荒穢，徒炫耀耳食以罔當時”，“掣維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體”（第八卷第２７頁）。
魯迅以為，學外國，重要的還不是那些應用技術之類。“然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根柢在人，而此特現象之末，本原深而難見，榮華昭而易識也。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第一卷第５８頁）提出了“立人”這個首要目標。具體的綱領，魯迅提出：“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第一卷第４７頁）假如能夠做到這一點，“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哉？”（第一卷第５７頁）應該指出的是：他在這裏說的“世界之思潮”，主要是指尼采的學說。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就說過，他在弘文學院，就愛讀尼采的書了。明白了這時魯迅所受尼采的影響，就可以知道他這些文章裏寫的“少數”和“多數”，並不隻是個數量的概念，而是尼采所說的“超人”以及與之對立的庸眾。他是把希望寄托在超人身上：“今之所貴所望，在有不和眾囂，獨具我見之士，洞矚幽隱，評騭文明，弗與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詣，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有從者則任其來，假其投以笑罵，使之孤立於世，亦無懾也。則庶幾燭幽暗以天光，發國人之內曜，人各有己，不隨風波，而中國亦以立。”（第八卷第２７頁）“與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眾人而希英哲？則多數之說，繆不中經，個性之尊，所當張大。”（第一卷第５４頁）顯然，這英哲就是尼采說的超人了。
１９１１年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魯迅成了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的官員。十多年之後，他在一封信中說：“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裏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第十一卷第４６９～４７０頁）
這樣，又回到國民性的問題上去了。這時他給《猛進》周刊編者徐炳昶的信中，說得更加痛切：“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甚至於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第三卷第２２～２３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