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到的唯一的辦法，是循著《新青年》開創的路走下去。陳獨秀１９１６年創刊的《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雜誌》），旗幟就是民主和科學。１９１８年９月魯迅開始在上麵發表文章，“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陳獨秀《我對於魯迅之認識》），但就傾向來說，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第四卷第４６８頁），“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麵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第一卷第３０７頁）。
在《新青年》雜誌上，陳獨秀、錢玄同、吳虞等人的文章，對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持激烈的批判態度。魯迅為了批判專製主義的文化傳統，批判舊的倫理觀念，反對保存“國粹”，也寫了好些文章。他說：
什麼叫“國粹”？照字麵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歎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隻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第一卷第３２１～３２２頁）
試看中國的社會裏，吃人，劫掠，殘殺，人身賣買，生殖器崇拜，靈學，一夫多妻，凡有所謂國粹，沒一件不與蠻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辮，吸鴉片，也正與土人的奇形怪狀的編發及吃印度麻一樣。至於纏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裝飾法中，第一等的新發明了。（第一卷第３４３頁）反對了保存國粹，就要引進外國的觀念：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總比中國陳舊的好。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於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於Ａｐｏｌｌｏ。（第一卷第３４９頁）
主張保存“國粹”的人，對於引進“西學”，一種態度是抵製和排斥。魯迅描寫說：“從前排斥外來學術和思想，大抵專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擊佛教的人，往往說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現在沒有皇帝了，卻尋出一個‘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第一卷第３１６頁）即以“道德”的名義來抵製“西化”或曰現代化。
另一種態度要開明一些，主張將“西學”和“國粹”調和起來。魯迅描寫說：“聞所未聞的外國人到了；交手幾回，漸知道‘子曰詩雲’似乎無用，於是乎要維新。維新以後，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西哲’的本領雖然要學，‘子曰詩雲’也更要昌明。換句話說，便是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一言以蔽之：前幾年謂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幾年謂之‘因時製宜，折衷至當’。”（第一卷第３５２頁）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當然不失為一種主張。若問：這種主張能不能行得通呢？能不能夠“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下午‘子曰詩雲’呢？”魯迅回答說：“‘西哲’易卜生蓋以為不能，以為不可。所以借了Ｂｒａｎｄ的嘴說：‘Ａｌｌｏｒｎｏｔｈｉｎｇ！’。”（第一卷第３５３頁）
這些不過是舉一點例。在魯迅的文章裏這一類意見還可以摘引出許多來。我們還記得，批胡適的時候，批過他的“全盤西化論”，批胡風的時候，批過他的“民族虛無主義”。那麼，怎樣來評價魯迅的這些意見呢？依我看，這些意見不多不少就是全盤西化論。不要以為這隻是他在《新青年》時代的觀點，到了１９３４年他還說，“即使並非中國所固有的罷，隻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第六卷第８４頁）。這可是毛澤東說的他已經“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後期的雜文”（《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２５３頁）。應該看到，固有文化的保守性或者說惰性是很大的，即使以全盤西化為目標，努力接受外國的先進文化，舊文化的惰性也會對接受的幅度加以強有力的限製，並不會失掉固有文化的特征。魯迅說過：“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第四卷第１４頁）把話說得極端一點，絕對一點，在事實上也有他的必要吧。
時間過去幾十年之後，回過頭來看就一切都明白了。要不要保存“國粹”，要不要現代化（即“西化”的同義語），這問題早已由生活給出了答案。我們對魯迅以及當年許多為此作了努力的人們滿懷崇敬和感激之情。經過他們的努力，“國粹”一詞，是早已沒有人再說了。不過近年又出現了一個類似的新詞，叫做“亞洲價值”論。這是“國粹”（“中國之粹”）的放大，性質卻是相同，提出來也是為了抵製世界先進思潮。預料它最終也將同五四時期喧囂一時的國粹論同其命運吧。
１９１７年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奪取了政權。為了擺脫孤立的處境，於１９１９年建立了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即派人到各國去組建共產黨。１９２１年維經斯基來到中國，找到了陳獨秀、李大釗這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推動了國民革命運動。
這些曆史上的大事件，在發生的當時，魯迅似乎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反應。他還是在書齋裏寫他的《彷徨》，寫他的《野草》，辦他的《莽原》。晚年，他在答蘇聯國際文學社問中，說他當初“對於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並且懷疑”（第六卷第１９頁），是確實的。至於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袖人物陳獨秀、李大釗，是《新青年》的同人，魯迅了解他們，知道他們都是為了中國的改革和進步而努力的人物，雖然他並沒有參與他們的活動，可是同情他們的事業。他１９２６年９月從廈門寄給廣州許廣平的一封信中說：“此地北伐順利的消息也甚多，極快人意。”（第十一卷第５４６頁）可以看出他的態度來。
然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從１９２８年初開始，創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發動了猛烈的批判。創造社中人好些是共產黨員，太陽社幾乎全是共產黨員。馮乃超、李初梨、錢杏邨、彭康、潘漢年、弱水（潘梓年）、石厚生（成仿吾）都寫了文章。罵得最出格的是杜荃（郭沫若）的《文藝戰上的封建餘孽》，說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遊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誌的法西斯諦！”“不消說他是根本不了解辯證法的唯物論。”說魯迅和陳西瀅、高長虹的論戰是“猩猩和猩猩戰”。
魯迅寫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好幾篇文章反駁馮乃超、李初梨他們。對於署名杜荃的這一篇，魯迅回答說：“在這樣的社會裏，有封建餘孽出風頭，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餘孽就是猩猩，卻在任何‘唯物史觀’上都沒有說明。”（第四卷第２１３頁）
因為這些人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來批判的，魯迅要弄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隻信進化論的偏頗。”（第四卷第６頁）
到了１９２９年，這一場批判就停了下來。這是因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的幹預而停下來的。１９３０年３月，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的人一起組成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左聯裏一些年輕的共產黨員，柔石、殷夫、馮雪峰，很接近魯迅，魯迅對他們有很好的印象。
魯迅以他過去在文學工作方麵的成績和聲望，以他現在的政治態度，成了左聯的領袖和旗幟。對此，魯迅自己也是重視的。他在《兩地書》序言中聲稱：“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第十一卷第５頁）但是在左聯那些主持工作的人那裏，隻不過是想借重他的盛名罷了。比方說，左聯秘書處編印的內部刊物《文學生活》，就對魯迅保密，不給他看。（第十三卷第３５８頁）在他致胡風的一封信中，這樣說起他在左聯的處境和心情：“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第十三卷第５４３頁）
可見這並不是怎樣愉快的合作。為了不能讓敵對者看見，隻得隱忍著。這分歧的公開表露，是１９３６年關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兩個口號之爭。魯迅發表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第六卷第５４６～５５８頁）。他在致楊霽雲的一封信中說：“其實，寫這信的雖是他一個，卻代表著某一群，……因此我以為更有公開答複之必要。倘隻我們彼此個人間事，無關大局，則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纛蔭下的群魔嘴臉畢現。”（第十四卷第１３８頁）這篇長文中被魯迅稱為“四條漢子”的周揚、夏衍、田漢和陽翰笙（第六卷第５５４頁），不就是中國共產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的成員嗎？積累了幾年的矛盾，一時爆發，當然有點顯得猛烈。這時，魯迅正在病中，他給王冶秋的信中說：“我病倘稍愈，還要給以暴露的，那麼，中國文藝的前途庶幾有救。”（第十四卷第１４９頁）隻是他沒有能夠再好起來，寫此信之後三十四天，他就與世長辭了，沒有能夠把他想說的話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