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聯的這段時間裏，魯迅還參與了一些與文學無關的活動，像自由大同盟、民權保障同盟、反戰會議。這些都是不無風險的活動，如楊杏佛，就因為是民權保障同盟的總幹事而遭到暗殺。這團體不惜以偽造的文件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胡適不讚同這個做法而被開除。有意思的是同盟的副會長蔡元培在開除胡適之後寫給胡的一封信中說：“弟與語堂亦已覺悟此團體不足有為；但驟告脫離，亦成笑柄；當逐漸擺脫耳。”（《蔡元培書信集》，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下冊第１４８７頁）果然，不久他就退出了。
也影響到寫作上。參加左聯之後，魯迅接受了並且轉販了第三國際的一些宣傳。例如，“九一八”日本占領東北，魯迅說這“是進攻蘇聯的開頭”（第四卷第３１８頁）。又如《我們不再受騙了》（第四卷第４３９～４４１頁），全麵為蘇聯辯護，連物資匱乏而出現的排隊購物，連大鎮壓中的冤案都加以謳歌。今天讀來，真不能不為他受到蒙蔽而歎息。對於他這幾年的文章，王元化說：“在這幾年中，縱使從魯迅身上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某些思想傾向的影響。早年，他經常提到的個性、人道、人的覺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開始超脫左的思潮，顯示了不同於《二心集》以來的那種局限性，表現了精神上新的升華。”（《思辨短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９０頁）
他在逝世前，對蘇聯的看法也有了些改變。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５日胡愈之在魯迅博物館的座談會上談有關魯迅的一些事情，其中談到１９３６年２、３月魯迅沒有接受邀請去蘇聯休養這一件事的時候，最初的記錄稿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再後他又說：“蘇聯國內情況怎麼樣，我也有些擔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發生問題？”魯迅是指當時斯大林擴大肅反，西方報刊大肆宣傳，他有些不放心。這也是他不想去蘇聯的一個原因。（轉引自嚴家炎《論魯迅的複調小說》，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５２頁）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９日，魯迅逝世一周年，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的紀念大會上講話，說：“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４３頁）
１９４０年１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說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等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６９８頁），作出了一個政治領袖能夠作出的對於一個作家的最崇高的評價。
這樣公開表明對魯迅的推崇是有其現實的必要性的。那時正是在艱苦的抗日戰爭中，一個月以前，中共中央才發出毛澤東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指出了當時的一個嚴重情況：“資產階級政黨正在拚命地同我們爭奪知識分子，日本帝國主義也在利用各種方法收買和麻醉中國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６１８～６１９頁）魯迅在知識界有著廣大的影響和很高的聲望。一些知識分子原來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並沒有很多了解和同情，是毛澤東對魯迅的讚頌引起了他們的共鳴，而投身到這一運動中來的。
這些人來到延安，帶來了從魯迅書中得到的左傾態度，帶來了反對國民黨、擁護蘇聯和擁護共產黨的態度，這當然很好。可是他們同時也帶來了從魯迅書中得到的批判精神，有些人還帶來了從魯迅那裏學到的寫雜文的本領。這可是成了問題了。１９４２年５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中，有一段就是專門反駁“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這一論點的，毛說：“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麵，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８７２頁）他說這些，就是指不久以前王實味寫的《野百合花》，這正是一篇“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的雜文。魯迅說過，“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第六卷第５４～５５頁）。他寫這幾句的時候，大約並沒有想到這也將是他自己的命運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精神”在全國推行。魯迅更加受到尊崇。現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被尊崇的程度就是他被歪曲的程度。像《我們不再受騙了》這樣的文章被選進了中學的教科書。號稱出版史上盛事的第一個注釋本《魯迅全集》卻並不是真正的“全集”，不但抽掉了大量的書信，還刪改了一處魯迅的原文，注釋中的曲說就不必提了。
在１９５７年３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大會小會上多次講話，動員知識分子消除顧慮，大鳴大放。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毛說，假如魯迅還在世，“大概是文聯主席”（《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２５４頁）。這是安排給郭沫若的職位。成問題的是他不像郭那樣會湊趣，能不能像郭那樣當好這文聯主席很難說。
毛這話是３月份講的，過了三個月，風雲突變，整風鳴放變成了反右派鬥爭。報紙上的許多說法都同三個月之前完全不同了。７月７日，正是反右派鬥爭的白熱化高潮之中，毛澤東同上海知識界三十六位代表人士“圍桌閑話”的時候，翻譯家羅稷南問：“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的回答是：“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其實人們不必假設什麼，隻要看看同他接近的人的命運，胡風在１９５５年就遭到整肅。馮雪峰、蕭軍、丁玲、黃源等人，到了１９５７年全被打倒。以魯迅的個性和氣質，大約不難推測那可能的命運。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間，對魯迅的“尊崇”和歪曲同時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被尊為“亞聖”，出版了他的《全集》，即重印１９３８年版二十卷集，以取代周揚掌權時候出的十卷集。在那些年裏，除了《毛選》之外，也就隻印造了這一部個人的多卷集了。報刊上常常出現他的“打落水狗”之類的引語，作為打擊“走資派”的棍子。是的，這“尊崇”，就是把他棍子化。
說到歪曲，例如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９日《人民日報》社論《學習魯迅的革命硬骨頭精神》：“他高舉無產階級革命文化的大旗，堅決擁護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勢不兩立。”“魯迅在長期的鬥爭生活中，在毛澤東思想的引導和鼓舞下，……終於成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們學習魯迅，就要像他那樣，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假如沒有寫“像他那樣”這幾個字，人們還不能說這文章不通，寫上了，那麼，魯迅不但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而且他還遵照林副統帥所教導的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了。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上海市委寫作組”，它的“文藝組”下麵又有一個“魯迅傳小組”。據古遠清《“石一歌”與“文革”匿名寫作研究》（載廣州《魯迅世界》２００１年第一期）說：“其名單由上海市委寫作組‘總指揮’、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徐景賢親自審批。最後被批準進入這個寫作組的成員隻有十一人：陳孝全、吳歡章、江巨榮、周獻明、夏誌明、林琴書、鄧琴芳、孫光萱、餘秋雨、王一綱、高義龍。”共十一個，諧音為筆名“石一歌”。他們的任務，就是塑造出一個符合當時政治需要的魯迅來。他們寫的《魯迅傳》，陸續在《學習與批判》刊物上發表，到１９７６年４月，將前半部彙編為上冊出版，幾個月之後“四人幫”垮台，當然也就沒有下冊了。他們“影響”更大得多的作品是《魯迅的故事》，不但在上海大量印行，有些省還租型重印，我看到的一本湖南的重印本，一次印數就是三十二萬冊。這十一個作者都是會寫文章的人，他們從文獻中找到一句半句話作為素材，再來進行藝術（政治）加工。他們歪曲材料到什麼程度，這裏隻舉一例。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１日魯迅日記：“是日遷居大陸新村新寓。”在這之前半個月，３月２７日日記：“下午移書籍至狄思威路。”就這十個字，石一歌的生花妙筆就把它鋪衍成一篇《秘密讀書室》，說：“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了。……魯迅在家裏存放和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就非常不方便了。”“於是……租了一間房子，專門收藏他的書籍，並作為自己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秘密讀書室’。”“多少個漆黑的夜晚，魯迅來到這裏，用紙張罩著電燈，聚精會神地讀著讀著。”“街上囚車飛馳，窗外寒風呼嘯，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光輝驅散了陣陣寒氣，溫暖著他的全身。”如此等等。
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魯迅書多，如果全都搬到大陸新村新寓裏去，占地很大，一家人住著那一套房子就嫌局促了。於是在遷居之前先租定一間房子堆放一部分藏書。從他寫給友人的一些信件中，人們可以了解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唐弢向他借書，他回信說：“《清朝文字獄檔》本有其書，去年因嫌書籍累贅，擇未必常用者裝箱存他處，箱亂而路遠，所以不能奉借了。”（第十四卷第７６頁）１９３６年３月７日致沈雁冰信：“禮拜一日（按：３月２日），因為到一個冷房子裏去找書，不小心，中寒而大氣喘，幾乎卒倒，由注射治愈，至今還不能下樓梯。”（第十四卷第４２頁）可見房間裏的箱子是亂放的，找書很麻煩，且都是不常用的書，路遠不能常去，房間裏又冷，稍不小心即受寒氣喘……除了確實另租了一間房子存放書籍之外，有哪一點同石一歌所說的相符呢？這樣把一切生活瑣事都政治化，和實際情況相距就遠了。
在２０世紀的最後二十年裏，魯迅漸漸回到他應有的曆史定位上。他卸下了“亞聖”的冠冕，也解脫了當棍子的使命。人們對於這一位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進行了多方麵的深入的研究，讓他的文學遺產和思想遺產，永遠在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事業中發光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