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魯迅全集》第六卷
２００５年版《魯迅全集》的修訂整理工作，分給我做的是第六卷，因為１９８１年版我擔任的是第六卷的責任編輯，比分給我另外一卷要省力一些吧。這是真的。１９８１年版出版之後，我在平日的閱讀中，遇到有關校、注方麵的材料，就隨手寫在書上。這一回領到任務以後，就從那書上把這些添注的材料抄下來，所以比較快就弄完了。聽編輯室的同仁說，我是第一個交稿的。
讓我做第六卷，又是給了我一個機會，使我得以改正１９８１年版工作中的錯處。今天來說新版比舊版進步之處，也就是說我自己上一回的工作沒有做好。如果那時我做得更細致一些，其中許多問題當時就解決了，不會留待二十多年之後再解決。
現在就來說一說２００５年版解決了哪些問題吧。
先說校勘方麵。比起一、二、三、四、五卷來，第六卷有一個特殊情況，所收三個集子中，《且介亭雜文》和《且介亭雜文二集》，都是魯迅親手編定，分別寫了序言和附記或後記，還沒有來得及付印他就去世了。《且介亭雜文末編》是他死後許廣平編定的。這三個集子是許廣平經手，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以上海三閑書屋名義同時出版的，都是未經作者看過校樣的，其中錯字也就比較多些。這些錯字以前各版《全集》都沿襲下來了。本版根據魯迅謄抄的手稿（影印件）和最初發表的報刊校改的，例如：
《且介亭雜文》中那篇《論“舊形的采用”》中，有一句以前各版都是這樣：所以一麵有消費者的藝術，一麵也有生產者的藝術。本版據原發表的報紙《中華日報》補上了一個“必”字：所以一麵有消費者的藝術，一麵也必有生產者的藝術。同書中的《門外文談》裏，有一句以前各版都是這樣：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本版據作者謄抄的手稿（影印本）將“那就”改為“那是”：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是靠了它的神秘性的。
《且介亭雜文二集》中那篇《弄堂生意古今談》，其中寫到小販的叫賣聲，以前各版都是這樣的：
而且那些口號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從“晚明文選”或“晚明小品”裏找過詞彙的呢．還是怎麼的……
本版根據作者謄抄手稿以及最初發表的報刊，將所說的這兩部書名改正為《昭明文選》和《晚明小品》，並且加注，指出《晚明小品》“隱指施蟄存編的《晚明二十家小品》，１９３５年上海光明書局出版”。
同書《“題未定”草（六）》中有一段引張岱《景清刺》的引文，是描寫景清刺殺燕王即明成祖未遂的場景的，其中有兩句話，在１９３８年版和１９５８年版《全集》中都是無法看懂的，那就是“躍而詢”，“王且詢”。在那驚險萬狀擒拿刺客的現場，跳躍起來詢問什麼呢？１９８１年版我發稿的時候，細看作者謄抄手稿影印件，才發現這裏不是“詢”字而是“訽”字，是“詬”的異體字，罵的意思。跳起來，罵，這就同當時現場的氣氛相符了。在１９８１年版上我就改正了這個字，不過，還有“王且訽”這問題沒解決。在張岱的這篇裏，“王”當然是指燕王朱棣。燕王遇刺脫險，當然會怒罵刺客，但是這裏沒有提到另外的動作，就不能用“且”字連接。這一回，我細看了一種較清楚的影印件，才發覺被誤認為“王”字的上麵還有一點，原來是個“立”字。“立且訽”，站起來，罵，這也就是景清就死之前的氣概。
這樣的改動或據手稿，或據原刊，都是有文本根據的。但是我必須說明，我也作了一處沒有文本根據的“逕改”。《論“舊形式的采用”》中間有一句：“在圖畫上，則題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以前各版都是這樣印的。在漢語中，“部事”不是一個詞，從文意看，並且從上一段中有“大抵以故事為題材”一句來看，這裏隻能夠是“故事”之誤，可惜這篇的原稿沒有保存下來，作者編集的時候又沒有另行謄抄，而是將《中華日報》的剪報直接編入書稿之中，就讓報紙上的這個錯字保留了許多年。本版即據文意將“部事”改正為“故事”。我以為這樣做是可以的。魯迅在《華蓋集·並非閑話（三）》中，說到當時有書商擅自編印他的選本以牟利這事，他說：“我對於這等選本，私心卻也有‘竊以為不然’的幾點，一是原本上的錯字，雖然一見就明知道是錯的，他也照樣錯下去。”可見如果印他的書，卻對於明知道的錯字也不給改正，他就會要“竊以為不然”了。我以為類似這樣可以“逕改”的，還不止這一處。就說同在這一篇裏的吧，像這一句：“可取佛畫的燦爛，線畫的空實和明快”，我就想過：“空”和“實”是反義字，在漢語中“空實”也不是一個詞。“空實”這兩個字擺在這裏，同“明快”一語並列，我也不知道該取“空”義還是取“實”義。我想這裏恐怕是“空靈”之誤。我敢於將“部事”改為“故事”，是因為上文有一句”……大抵以故事為題材”，可以作為間接的依據；如果逕改“空靈”，卻連這樣間接的依據也沒有，就沒有改動了。讓我來編魯迅的書，隻能取這樣慎重的態度。
注釋方麵，我查閱了一些新出的重要工具書，例如《不列顛百科全書》，利用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對舊注作了一些修訂。例如：
《且介亭雜文》中《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一文裏注“牛蘭”，２００５年版注改寫成這樣：
牛蘭（Ｎｏｕｌｅｎｓ，１８９４－１９６３）本名雅科夫·馬特維耶維奇·盧尼克（ЯＫＯＢＭａTＢｅｅичЛｙＨиK），牛蘭是他在中國所用的化名之一。出生於烏克蘭，蘇聯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工作人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受共產國際派遣來中國從事秘密活動，負責中國聯絡站工作，公開身份之一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上海辦事處秘書。因受到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的牽連，１９３１年６月１５日，牛蘭和妻子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國巡捕拘捕，８月１０日由中國方麵引渡，１４日押解南京，以“危害民國”罪受審。他們夫婦在獄中多次進行絕食鬥爭，宋慶齡、楊杏佛、沈鈞儒等曾赴監獄探視並組織營救。１９３７年８月日軍炮轟南京時逃出監獄．１９３９年回國。
同一篇文章裏說道：“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該放犯人回家一趟，給以解決性欲的機會的，……有一位批評家，還以為這麼一來，大家便要不怕牢監，高高興興的進去了，很為世道人心憤慨了一下。”這個意見的出處，１９８１年版注明是“《十日談》第二期載有郭明的《自由監獄》一文，其中說……”，出處沒有說錯，可是有所不足，本版就改為：“邵洵美在他編的《十日談》第二期發表《自由監獄》（署名郭明）一文。其中說：……”這就同正文中說的“一位批評家”相銜接了。
同書《病後雜談》一文中注秋瑾，其生年舊版注的是“一八七九？”，我看到某期《文彙讀書周報》上的一篇考證文章，考定她的生年是１８７７年，我認為這考證結果是可信的，就采用了。
《且介亭雜文二集》中的《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一文中，注裴多菲，１９８１年版是這樣注的：
彼兌菲（１８２３－１８４９）通譯裴多菲，匈牙利詩人。著有《民族之歌》、《勇敢的約翰》等。
《不列顛百科全書》裴多菲這一條，是根據新解密的俄羅斯檔案修改了他的卒年，我即采用了這一最新的成果，另寫了一條注釋：
彼兌菲（１８２３－１８５６）通譯裴多菲，匈牙利詩人。參加了１８４８年的革命，１８４９年７月，在同幫助奧地利的俄國軍隊作戰中被俘，押赴西伯利亞，幾年之後死於肺結核。著有《民族之歌》、《勇敢的約翰》等。
２００５年版出版之後，我看這條注，生卒年還是保留了舊注的“１８２３－１８４９”，注文中說他在１８４９年“作戰中犧牲”，隻是添了一句“一說他在瑟什堡戰役中與一批匈牙利士兵被俘，押至西伯利亞，約於１８５６年病卒。”我想，出版社這樣處理的理由，大約是盡量不動１９８１年版的成果吧。
《且介亭雜文末編》中《“立此存照”（三）》一篇提到馮史丹堡，舊版是這樣的：馮史丹堡美國電影導演。他生於維也納，七歲時隨父母定居美國。我即據《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的材料改注為：
馮史丹堡（１８９４－１９６９）通譯斯登堡，美國電影導演。生於維也納。七歲時隨父母移居美國。執導的影片有《求救的人們》、《下層社會》等。
我當然完全明白圖書出版的程序，印出來的成品總不會跟所發的稿子完全相同。但是在看不出改動的理由時候，總不免覺得有點遺憾。舉兩個小例吧。
《且介亭雜文》中《連環圖畫瑣談》一文裏引用了艾思奇的意見。舊版注艾思奇，在注了生卒年、籍貫、哲學家之後，即注明魯迅引文的出處。所有這些都是對的。我隻在舊注的基礎上，添了兩處，一是“原名李生萱”，二是“著有《大眾哲學》、《思想方法論》等”。出書之後，我發現“原名李生萱”這五個字刪掉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中關於艾思奇的介紹，中間就寫了“原名李生萱”（第６９頁）。我真不懂出版社為什麼要刪掉這五個字。
《且介亭雜文二集》中《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中注裴文中，舊版稱他為考古學家，我在發稿的時候，在考古學家之後，還加上了古人類學家。結果這古人類學家五字被刪去了。如果一定要刪去一項，我寧可刪去考古學家，而保留古人類學家。
我更感到遺憾的，是我自己的工作還有沒有做到位的地方。《且介亭雜文》中《病後雜談》一文談清朝的文字獄，其中說到這樣一件事：
還有蔡顯的《閑漁閑閑錄》，是作者因此“斬立決”，還累及門生的，但我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麼忌諱。作者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４日致楊霽雲的信中也說到這事：
乾雍禁書，現在每部數十元，但偶然入手，看起來，卻並沒有什麼，可笑甚矣。現正在看《閑漁閑閑錄》，是作者因此殺頭的，內容卻恭順者居多，大約那時的事情，也如現在一樣，因於私仇為多也。
在《且介亭雜文》裏，蔡顯和《閑漁閑閑錄》都作了注釋，２００５年版的注文大體上沿用了１９８１年版的，內容基本上無改動。這條注文是據《清代文字獄檔》的材料寫的，對蔡顯其人以及《閑閑錄》其書算是注出來了。可是還有一個重要的遺漏，就是沒有注出為什麼魯迅“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麼忌諱”。注釋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應該注明：魯迅看的《閑漁閑閑錄》，並不是蔡顯因而獲罪的原本，而是吳興劉氏嘉業堂的新刻本。蔡顯被殺後，其弟子為紀念他，將他的遺著編為《笠夫雜錄》一書，獲罪諸篇當然都不收入了。嘉業堂翻刻的其實是《笠夫雜錄》。我沒有在注釋中寫明這點，是一大缺陷。
這書的校對工作，總的說是好的，但也略存小失。例如《且介亭雜文末編》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注來信者陳××即陳其昌，注釋說他“抗日戰爭期間在上海因從事抗日活動被日軍捕殺”，“期間”錯成“其間”了。
其他各卷，我還沒有細看，在印象中有待改善之處似乎還不少。但願能抓緊改一改，改好之後再印第二次。
魯迅生平研究二十年
今年是２００６年。“魯迅研究二十年”，上限應該從１９８６年開始。不過我不想這樣拘泥，想把起點上溯到１９８１年。這一年為了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曾經有過很隆重的紀念活動。出版了新版《全集》和一批研究著作，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紀念文章，其中就有不少傳記資料。在那以後的二十幾年裏，他的傳記、年譜，以及涉及他生平事跡的書籍和單篇文章，都出了很多，列舉起來，光是書目和篇目也就可以印成一本專書了。我這篇短文裏，隻能就我所看到的材料簡單介紹一下這段時間裏所出現的最重要的傳記材料，以及在他生平研究中發生過爭論的幾個問題。
魯迅最重要的傳記資料，周作人、許壽裳、許廣平、馮雪峰等人寫的回憶錄，都是１９８１年以前出版的，不在本書預定的時限之內，這裏就概不加以論列。我的《魯迅回憶錄正誤》考證了許廣平等人回憶錄中的失實之處，也因為是１９８０年出的書，這裏也就不去說它了。
１９８１年出版的這方麵的書，這裏應該提到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所編的《魯迅誕辰百年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六十多位作者都同魯迅有過交往，他們從各自的角度寫出了魯迅的一個側麵，不乏頗有史料價值的材料。例如丁玲的那篇一萬多字的《魯迅先生於我》，細細記述了她同魯迅的交往，親切動人。又如從施蟄存的回憶文中，讀者才知道魯迅那悼念柔石等五烈士的名篇《為了忘卻的記念》發表出來的曲折經過。
這以後發表的重要回憶文章，應該提到胡風的兩篇。“左聯”時期，他同魯迅的交往不少，魯迅在一封致蕭軍、蕭紅的信（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７日）中說他是“可以隨便談天的”朋友，關係甚深。人們隻要看看《魯迅全集》中寫給胡風的那些信件，其中就有不少“私房話”，就可以知道他這兩篇所具有的獨特的史料價值了。
一篇是發表在《新文學史料》１９９２年第４期上的《關於三十年代前期和魯迅有關的二十二條提問》，二萬六千字。這是１９７７年胡風對《魯迅日記》注釋者所提問題的回答。當時胡風被關押在四川的監獄裏，這些問題是由獄吏出麵要求他寫的。另一篇是發表在《新文學史料》１９９３年第１期上麵的《魯迅先生》，四萬六千字，這是他已經恢複自由之身在北京寫的了，文章回顧了他跟魯迅交往的全過程，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寫“左聯”時期的那一段。有些事情，可以說是隻有他才能說得清楚的。他是１９３６年“兩個口號”之爭的重要當事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是怎樣提出來的呢？胡風說：
馮雪峰到上海當天我到魯迅家就見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四天在魯迅三樓後房談話時，他說“國防文學”口號他覺得不好，從蘇聯剛回來（？）的潘漢年也覺得不妥當似的，要我另提一個，我就提了這個口號。第二天去時（他暫住魯迅家），他告訴我，周先生也同意了，叫我寫文章反映出去。我當晚就寫了這篇文章（指《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引者注），第二天拿給他看。第三天見到時，他還給我說，周先生也看了，說可以，叫我給什麼地方發表出去。我交給聶紺弩和光華大學學生馬子華等編的《文學叢報》（第三期）發表了。①（①《我親曆的文壇往事·憶名師》，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９０－２９２頁。）又如魯迅那篇《答徐懋庸》萬言長文的成因，胡風說：
後來問題鬧大了，周揚夏衍們組織大圍剿，馮雪峰才請魯迅公開答複徐懋庸，並請魯迅聲明（新口號）是魯迅提的，請我寫了文章。這是為了抵抗周揚夏衍們的攻勢，好像為我解脫，其實是為他自己在“上海文藝界地下黨組織”即周揚夏衍們裏麵受到的圍攻解圍。為顧全大局，魯迅隻好承擔了這個責任。魯迅在答徐文中對“國防文學”的妥協態度也是馮雪峰為了安撫周揚們提的。②（②《我親曆的文壇往事·憶名師》，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９０－２９２頁。）茅盾在“兩個口號”之爭中的態度，胡風說：
魯迅答徐懋庸文中說先由幾個人商量，其中有茅盾，這也是馮雪峰把茅盾拉進來加強對抗周揚夏衍們，並不是事實。提出口號時，茅盾全不知情。隻是馮雪峰要魯迅這樣提時可能先取得了茅盾的同意。茅盾看出了馮雪峰的弱點，又因以他為後台的《文學》傅東華、鄭振鐸們和周揚等深相結托，所以他對口號問題采取了曖昧的騎牆態度。③（③《我親曆的文壇往事·憶名師》，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９０－２９２頁。）
僅僅從上麵所舉的幾個小例中就可以知道胡風這兩篇回憶文章是多麼重要的史料了。看過這兩篇之後，我才發覺自己原來並沒有真正看懂例如《答徐懋庸》這篇文章。
２００１年，周海嬰出版了《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立刻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評論說，這書“首先是真實地寫出了偉大魯迅作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豐富的感情世界。海嬰以他獨特的視角和樸素坦誠的敘述，不帶光環地還原給讀者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①當然，人們都知道，海嬰七歲喪父。他關於父親的記憶也就隻有這麼多了，以致書中頗有一些說錯了的地方。這就引起了不少的批評，批評文章寫得最起勁的是秋石。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的《文藝報》上，刊出了他的《愛護魯迅是我們共同的道義》，副題就是“質疑《魯迅與我七十年》”，一萬四千字。這篇文章一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２７日，四開報紙《文彙讀書周報》以一整版刊出了它的詳細摘要，並且加上了一個傾向鮮明的標題《海嬰先生的記憶力與魯迅遺產》。１０月２３日的《中華讀書報》的“書摘”版又摘載了這篇涉及魯迅死因的五千多字。
就在這中間，我接受過一次中華讀書報記者的電話采訪。在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６日《中華讀書報》所載《秋石撰文質疑周海嬰寫書風波又起》這篇報道中說：記者還電話采訪到朱正先生，他認為，《魯》書作為消閑讀物來讀，還①嚴家炎：《評價
的幾個問題》，載２００３年４月《中國文化》雜誌第１９、２０期 合刊。是有其存在價值的，作為魯迅見證資料的書來說，則意義不大，如作為史料來看，則錯誤甚多了。提到魯迅精神遺產的問題，他指出，假如圖書能帶給讀者健康的休閑也未嚐不可，不必把任何出版物都拔高到遺產的地位，但著者應對讀者負起責任來。他認為秋石的文章還是可以接受的。 大約是因為我的湖南口音太重，以致這位記者把我說的“魯迅傳記資料”記為“魯迅見證資料”，“未嚐不好”記為“未嚐不可”了。應該說明的是，這篇在報紙刊出之前並沒有應我的要求拿給我看過，在刊出之後，也沒有送一張報紙給我。我是直到為寫這篇文章收集材料才看到它的。對於這篇報道中所引的最後一句話，我必須說明，我隻是認為秋石提出海嬰書中有不少事實錯誤這一點是可以接受的。至於他那篇長文中所質疑的兩個大問題，即魯迅死因和假如魯迅活著會怎樣，我是讚成海嬰的看法而完全不能接受秋石質疑的結論的。我以為，這兩點恰好是海嬰書中的亮點，是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對於秋石的文章，我完全讚同嚴家炎教授的評語：“自身帶有根本的缺陷——缺少實事求是的態度，因而也產生了不少偏頗和失實之處。”①（①嚴家炎：《評價的幾個問題》，載２００３年４月《中國文化》雜誌第１９、２０期合刊。）熱鬧炒作一陣之後，現在豈不是已經無人再提起它了嗎。 《魯迅與我七十年》書中一個亮點是重新提出了對於魯迅之死須藤醫生是不是有責任的問題。 從１９３３年開始，給魯迅看病的就是日本醫師須藤五百三。１９３６年五六月起，魯迅的病情加重，他的日記中須藤來診的記載也就多了。他診治的情形，在魯迅致友人信件裏可見一斑。 １９３６年５月１５日致曹靖華信：“日前無力，今日看醫生，雲是胃病，大約服藥七八天，就要好起來了。”可知這時是把他當做胃病來治，預計服藥七八天可以痊愈。可是過了七八天並沒有好起來。５月２３日致趙家璧信：“發熱已近十日，不能外出；今日醫生始調查熱型，那麼，可見連什麼病也還未能斷定。何時能好，此刻更無從說起了。”可見遵照醫囑服藥七八天之後仍不見好，醫生也發覺原來診斷為胃病是不對的了。不是胃病，那麼發熱的原因是什麼呢？待查。 在這種情形之下，５月３１日，史沫特萊介紹美國醫師鄧恩來給魯迅看病了。周海嬰的書中說： 建人叔叔是這樣對我說的：父親臨死前，確實肺病極重，美國友人史沫特萊請一位美國肺病專家鄧（Ｄｕｎｎ）醫生來會診。孫夫人宋慶齡也在這裏起了幫助作用。鄧醫生檢查之後對我們說：病人的肋膜裏邊積水，要馬上抽掉，熱度就會退下來，胃口隨之就會開，東西能吃得下去，身體的抵抗力就會增加。如果現在就開始治療，休養，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這樣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療方法極簡單，任何一個醫生都會做。你們商量一下，找一個中國醫生，讓他來找我，我會告訴他治療方案，隻要照我說的去做就行，無須我親自治療。 不幸的是，沒有采用鄧醫師建議的方案進行治療。而須藤醫師又沒有立刻接受鄧醫師的診斷結果。海嬰接著說到：“鄧醫生的診斷是結核性肋膜炎，而須藤醫生則一口否定。直到一個多月後才承認，才抽積水。”這樣就耽誤了病情，終於不治。 海嬰的這書中接著記下了周建人的一段話： 父親死後，須藤寫了一張治療經過，使用的藥物等等，你母親經常提起這份報告，說這不符合當時治療的實際情況。診斷報告的前段，講魯迅怎麼怎麼剛強一類空話，後段講述用藥，把診斷肋膜積水的時間提前了。這種倒填治療時間的做法，非常可疑。 就這樣，他提出了須藤醫師的責任問題。 應該指出，這已經是第三次公開提出這一問題了。最早，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日的《人民日報》刊出了周建人的《魯迅的病疑被須藤醫生所耽誤》，其中說到了須藤為魯迅治病中的情形：魯迅病重時，也曾經看過肺病專門醫生（指鄧恩醫師。——引者注），據那醫生說：病已嚴重，但還可醫治，第一步須急把肋膜的積水抽去，如果遲延，必不治。問須藤醫生時，回答是說：肋膜裏並無積水。過了約莫一個月的時間，須藤又說確有積水，才開始抽積水。 又，魯迅死後，治喪委員會要須藤寫治療經過的報告。可是報告裏所說，與實際治療不大符合。好像抽肋膜積水一節移前了一個時期。 除了這些醫療方麵的問題之外，周建人這篇還提到了須藤這人的政治身份：他在日俄戰爭（１９０４）中擔任過軍醫。後來在上海行醫，同時擔任上海的日本在鄉軍人（即退伍軍人）會的副會長。魯迅死後，周建人收到過交通大學一讀者的來信，表示猜疑魯迅係被日本醫生所謀害。 周海嬰寫書的時候大約是參考了周建人這一篇的，所以兩人說的沒有什麼出入。 第二次公開提出這一問題是在１９８４年。上海魯迅紀念館保存了魯迅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５日照的一張Ｘ光片，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２日在上海市第一結核病防治院開了一次“讀片會”，由上海九所醫院的放射科、結核科、胸科專家二十三人來讀這張Ｘ光片。他們的結論刊登在第二天上海《解放日報》上。這篇以《魯迅先生不是直接死於肺結核病》為題的報道中說：“大家認為魯迅先生的直接致死原因，是左側肺大泡破裂，使氣體進入胸膜腔引起自發性氣胸，壓迫肺和心髒而引起死亡。”這篇報道並沒有涉及須藤誤診的問題。但同年５月５日《南京日報·周末》刊出了紀維周的《揭開魯迅死因之謎》，同年７月２１日北京《團結報》刊出了蔡瓊的《魯迅先生並非死於肺病》，卻根據讀片會的結論十分合理地提出了須藤誤診的問題來。 紀維周和蔡瓊的文章發表之後，“據說，日本外交部為此向我國提交了外交照會，認為這是我國在給複蘇中的中日友好設置障礙”①。（①引自王錫榮《魯迅死因之謎》。）中國方麵不願為了這樣一件事影響中日邦交，於是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以消除其後果，一是責成這兩篇短文的作者作出深刻檢討，在報上發表，一是請魯迅研究室的陳漱渝發表文章“以正視聽”。陳在同年８月２５日《團結報》上發表的《日本讀者對於魯迅死因的看法》一文中有這樣一段： 筆者於８月２日就魯迅死因問題詢問了魯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嬰，周海嬰委托筆者說明：紀維周的文章，對魯迅的死因進行推測，但未提供任何新的確鑿的史料，不能代表中國魯迅研究界的看法，也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 看了他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之後，讀者就會感覺到他當年的這一聲明是不得已的違心之言吧。不過，日本人卻是歡迎這一聲明的，就在《團結報》刊出陳漱渝這篇文章的第二天，東京《朝日新聞·朝刊》即以《魯迅兒子周氏否定魯迅之死與日本原軍醫有關的論點》為題作了詳細報道。 關於這一公案，我寫過一篇《魯迅死因“正、反、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為了否定周海嬰書中的說法，日本關西大學教授北岡正子發表《有關（上海日報>記載須藤五百三的》一文。認為須藤所寫病曆報告和魯迅日記不符的原因是“有可能在翻譯的過程中，誤將‘五月’寫成了‘三月’。”認為這篇病因報告“如果將三月換成五月的話，有所出入的部分就能得到理解”。對於日本方麵這一新的辯詞，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即在《魯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２期）上發表《須藤醫生所寫魯迅病曆為何與魯迅日記及書信柢牾的再探討》一文作了回答。文章在引證了豐富的材料和作了詳細的論證之後指出： 無論將須藤醫生所寫《魯迅先生病狀經過》中的“三”月解作“五”月，或是仍作“三”月，都無法改變這份病曆自身的破綻。因為，它畢竟存在著編造。即這種編造，正是為了事後掩蓋醫師的誤診及對疾病治療的延誤。 以醫生為職業的研究者周正章，寫了《魯迅先生死於須藤誤診誤治真相》（見《魯迅世界》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等好幾篇文章，以大量的材料和自己的醫學專業知識，論定了須藤誤診這一事實，可以看作關於這一公案的定論。 《魯迅與我七十年》書中更大一個亮點是首次披露了毛澤東和羅稷南的一句對話。這也是這本書中引起最熱烈爭論的內容。一時議論紛紛，借用毛澤東的一句話，真是“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①。（①毛澤東《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見１９５７年７月１日《人民日報》。） 在多篇“辯之者說無”的文章中，最早的是秋石的那篇，隻是它沒有提出有什麼分量的論據和論點，夠不上拿來做代表作進行分析。最重要、最有分量的是《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９期所載陳晉作的《“魯迅活著會怎樣”？》一文，副題是“羅稷南１９５７年在上海和毛澤東‘秘密對話’質疑”。這篇文章是“沿（周海嬰的）書中所提供的線索，來看看羅稷南有沒有可能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時當麵向毛澤東提出‘魯迅活著會怎樣’的話題。”於是就開出了一張周書中事實錯誤的清單。 周書中說：“毛主席……請幾位老鄉聊聊，……羅稷南也是湖南老友，參加了座談。”陳晉查明：“羅稷南不是湖南人，而是雲南順寧（今風慶）人。”這樣，他就不會出現在湖南老鄉的座談之中了。 周書中說，“九十年代羅老去世，我因定居北京，沒能前赴告別。”陳晉查明，不對，羅稷南死於１９７１年８月。這樣，周書中說的羅是他母親的老朋友也就不無可疑了。 周書中說，這次毛羅對話，同時在場的“據說有周穀城等人”。陳晉從文獻中遍查了毛澤東１９５７年在上海的五次活動：３月２０日晚上，７月７日晚上，７月８日晚上，７月１３日，９月１７日。並查考了這幾次毛會見了些什麼人。他查明了‘‘隻有７月７日晚上那次座談”有羅稷南在場，但沒有周穀城。這就夠了。你不是說這次對話有周穀城在場嗎？既然查明了不存在這兩人同時在場的會見，豈不足以證明不存在毛羅對話的這回事嗎？這也正是陳晉要努力證明的結論。他說： 既然周穀城１９５７年是否見過毛澤東都成了問題，這就不能不讓人覺得，哪怕羅稷南不是以“同鄉”身份，也很難說參加過毛澤東１９５７年在上海同周穀城等人的座談。至於羅稷南在參加１９５７年７月７日晚上的座談會上，是否可能向毛澤東提出“魯迅如果活著會怎樣”的話題，從前麵的分析中答案應該是清楚的。 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更是清楚的：根本沒有毛羅對話這件事。 這裏插說一下這一天周穀城到哪裏去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四次會議從６月２６日到７月１５日在北京舉行。全國人大代表周穀城，還有巴金、趙超構等等代表，都到北京開會去了。海嬰說有周穀城在場，當然錯了。這個錯誤不難改正，刪掉這一句就行了。 事實上，７月７日晚上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上海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代表人士這一活動，新華社是作了報道的，這條電訊說，“毛澤東主席和大家圍桌閑話約兩小時”，並報道了應邀出席的三十六人的全部名單。至於“閑話”的內容新華社未作報道，隻說是“親切的交談”就是了。《光明日報》還刊出了一張新聞圖片，可以看出羅稷南是坐在毛的一桌，整個畫麵確實也是親切交談的氣氛。陳晉的文章裏也寫到了，“７月９日的《文彙報》以《毛澤東主席在上海接見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並進行親切交談兩小時》為題報道了此事，並詳列了參加這次座談會的具體名單”，我沒有去查閱這天的《文彙報》，不知道他們用的是本報訊還是新華社新聞稿。如果是“本報訊”，不知道是不是用了“圍桌閑話”一語。陳晉接著寫道：“顯然，這次也不屬於《我與魯迅七十年》（原文如此）所述的那場……具有聊天性質的座談。”這裏的“顯然”二字稍嫌武斷了一點。“圍桌閑話”豈不就是“聊天性質的座談”嗎。 周海嬰的這段文章確實沒有寫清楚，弄錯的地方不少。羅稷南（本名陳小航）的侄兒陳焜有一段文章就說得清楚得多： １９６０年，我從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養病住了幾個月，聽伯父講過那次接見的情況。他說，毛主席進來坐定以後，有人遞了一張在座人士的名單給他。毛主席看了名單，就挑了伯父第一個和他談話。他們先談了一段他們１９３３年在瑞金相見的事，毛主席又謝謝伯父翻譯了《馬克思傳》，說他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後來毛主席問伯父有沒有問題，伯父想了一下就問，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麼樣？毛主席沒有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後才說，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他大概不是關在牢裏，就是不說話了。①（①陳焜：《我的伯父羅稷南》，見《老照片》第２４輯，山東畫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出版。）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當年在場的三十六人之一的黃宗英發表了《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確有其事看來是應無疑義了。 陳晉的文章想用分析周海嬰書中的事實差錯這個辦法來證明並不存在毛羅對話這件事。這樣做過了以後，他進一步提出一個新論據，來證明周海嬰書中所記的那句話根本不可能是毛的意見。他說： １９５７年，毛澤東確實談論過“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話題，但談話的時間、地點、場合、人物，特別是內容，都與《我與魯迅七十年》（原文如此）所述迥然相異。 接著，他就詳細說明了，他是指１９５７年３月６日至１２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在幾次座談會上的講話。３月８日他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就正麵說到了要是“魯迅在世”會怎樣的問題。這一天毛說的是：“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①（①《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２５３－２５４，２６３頁。）在３月１０日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更明確地說了：“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接著他說了一大段他的看法，最後歸結到“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②。（②《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２５３－２５４，２６３頁。）毛在１９５７年確實是這樣談論“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話題的。既然周海嬰書中所記內容與這些在《毛澤東文集》裏公開發表的意見迥然相異，無疑就不是毛的意見了。 要回答這個“質疑”很容易。每一個研究了有關文獻的人都知道，毛在３月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之後，到７月在上海同三十六人“圍桌閑話”之前，這幾個月裏他寫的重要文章，隻說在《毛選》第五卷收錄的，就有：《事情正在起變化》、《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隻要一讀這幾篇文章，就會明白７月和３月說法“迥然相異”的原因，就會明白毛在那時那樣答複羅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前麵所引陳焜文章中說，毛對羅的提問並不是馬上回答，而是想了一下才說的。據我想來，毛這片刻的沉吟，並不是要考慮怎樣處理假定還活著的魯迅，而是在考慮他要不要趁著回答這個提問的機會把他反右派的堅定決心這個信息傳遞出去。這個信息對於深入開展反右派鬥爭是大有利益的，他於是這樣說了，這才是大政治家的作風。 《魯迅與我七十年》書中還有一項引起了不少議論的內容，那就是宋慶齡和救國會是不是出了錢為魯迅治喪。長期以來，在不少出版物中都說救國會或者宋慶齡都是出了錢的。包括馮雪峰、黃源等人都這樣說過。馮雪峰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談話（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就說了，“棺材是宋慶齡送的，價三千元”①。（①《魯迅研究資料》第一輯，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８６頁。）周海嬰書中則說：“這棺木是自費購買的”。書中還引用了參與治喪的胡風的妻子梅誌的話：“說過由救國會出錢，可是後來分文未出。”又引用了胡愈之的話：“救國會當時是非法的團體，是沒有錢的。”胡愈之還說了，給魯迅買棺木，“實際上可能由中共付錢的，因宋也沒有很多錢”。 上海魯迅紀念館副館長王錫榮所作《魯迅喪事費用之謎》一文中公布了他們館藏的一些資料，包括上海、北平所收奠儀登記；魯迅喪儀收支清單；１９３７年補記賬；萬國殯儀館的賬單和發票。這些材料可以使我們明白一些事情，例如棺木的價錢是九百三十元而不是三千元。在收支清單未注明來源的收入中有一筆五百元的，我以為很可能是共產黨送的。前麵所引馮雪峰在魯迅博物館的談話中就說了，“也以黨的名義送過五百元賻儀”。王錫榮的文章在公布了這些材料之後得出的結論是：“確實有人資助了魯迅喪儀，……而這資助者，應該就是宋慶齡或者再加上救國會。”確實有人資助這一點當然不成問題，至於說資助者就是宋慶齡、救國會，他的這篇文章卻沒有提出有力的證據來。 其實，宋慶齡、救國會同魯迅的關係，曆史上早有定論，他們在魯迅治喪中出了力，也是人所共知的，至於是不是還出了錢，是一件並不重要的事情，不應該成為魯迅研究中的一個題目。 還有過一個比這更沒有必要的爭論。是關於魯迅和許廣平的私生活的。這是由倪墨炎、陳九英合著的《魯迅與許廣平》一書引起的。書中著重分析了許廣平一篇生前沒有發表過的短稿《魔祟》，以為是對他們第一次的做愛的描寫。以為所寫的場景“正像是魯迅家的南屋。許廣平在（１９２５）８月中旬在這裏住了五六天”，暗示這事就是在這時間發生的。書前有劉緒源的一篇序言，認為這正是“書中的新意”：“魯迅與許廣平同居的時間，過去的傳記作者多定在上海時期或廣州時期，而本書認為，早在北師大（按：當是女師大之誤——引者）鬧學潮的時候，許廣平曾暫住魯迅家中，當時兩人便已同居，那是１９２５年的事。” 陳漱渝（署名裘真）在《魯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１年第３期上發表《著了魔的心理分析》，批評了這本書和這篇序言。倪墨炎即在同年４月２８日《文彙讀書周報》發表答辯文章。在答辯文章裏，倪墨炎引用了“比我年長四歲的我敬重的先生”指周海嬰從長途電話中告訴他的“驚人的信息”。這信息的內容，第一次這事的時間許廣平本人是有記錄的。接著周海嬰又發表文章責備倪墨炎不該公布他在電話中提供的材料，“公然侵犯我父母的隱私權”。…… 據我看來，這裏似乎有一連串的不必要，這日期似不必在一張單頁小紙片上留下記錄，做兒子的似不必將看到這張紙片上的記錄告訴別人，更重要的是一個傳記作者似不必采用諸如此類的材料。在魯迅研究中，把範圍縮小些，在魯迅生平的研究中，查明這日期並不是一件有重要意義的事情。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６日魯迅致蕭軍的信中說： 賀賀你們同居三年紀念。我們是相識十多年，同居七八年了，但何年何月何日是開始同居的呢，我可已經忘記了，隻記得確是已經同居了而已。現在的研究者又有何必要去查考這日期呢。 以上，簡單回顧了一下近年來有關魯迅生平以及身後事研究中發生了爭論的問題。而更多的研究著作是既沒有涉及爭論也沒有引起爭論的。其中很有些是魯迅生平研究的重要收獲的。隻恨我閱讀範圍太小，許多都沒有讀過。下麵僅就見聞所及，略說幾種。 《魯迅傳》，林辰著。這書雖然是２００４年５月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寫作時間當在六十年以前。全書沒有寫完，隻寫了八章，即寫到離開廣州前往上海為止。第六章稿佚，這是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２６年８月這一段。在這段時間裏，魯迅寫作了《呐喊》、《彷徨》、《野草》、《中國小說史略》等等輝煌的大著。這應該是魯迅傳記中的重要一章，不知道是擬寫未就，還是成稿散佚。要是已寫成而佚失，那就太可惜了。作者寫作此書的時候，《魯迅日記》還沒有出版，像周作人的《魯迅的故家》、馮雪峰的《回憶魯迅》這樣的重要傳記資料還沒有寫出來。作者除了一部１９３８年版的《魯迅全集》之外幾乎就再沒有別的憑仗了。可以看出，作者是盡力搜求相關材料並且充分利用了這些材料的。在那樣十分有限的資料條件之下能做出這樣的成績，更表現出了作者過人的史才。假如他後來能夠依據那大量很容易得到的資料修訂補充舊稿，並且把它寫完，這將是魯迅傳記中的一部傑作。可惜作者後來忙於編注《魯迅全集》的工作，先是十卷本，後來又是十六卷本，沒有能完成這部個人的著作。現在的出版，我看也是紀念的意義居多。從中可以看到前輩學人治學態度的謹嚴，在方法上頗有可資借鑒的意義吧。 《人間魯迅》，林賢治著，１９８９年花城出版社出版。共分三部：探索者；愛與複仇；橫站的士兵。在多種魯迅傳記中，這是頗具特色的一種。正如書名所表示的，作者是要把傳主從天上拉回人間。書的“引言”中說：“魯迅是‘人之子’，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正因為他耳聞了愚妄的歡呼和悲慘的呼號，目睹了淋漓的鮮血和升騰的地火，深味了人間的一切苦辛，在他的著作中，古老而艱深的象形文字才會變得平易，那麼新鮮，那麼富於生命的活力。”此書剛出版的時候，我曾經發表過一篇書評，認為這書是“在探索一條新路方麵所取得的成功”，說作者“從豐富的材料中看見了一個活的魯迅”，“努力把他寫活，努力再現魯迅當年活動的那些場景”。 《魯迅的最後十年》，林賢治著，２００３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魯迅在上海的這十年是他的傳記中極其重要的一段。作者把這一段單獨提出來寫成一本書，其中不乏新見，例如在談到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作者說：“在某種意義上說，‘革命文學’是對五四新文學的一個反動；因此，魯迅的鬥爭，實際上帶有保衛五四精神——一場現代啟蒙思想運動的鬥爭成果的意義。” 《魯迅生平疑案》，王錫榮著，２００２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在這以前，作者曾經出版過一本《魯迅學發微》。我在為它寫的序言中說作者治學是“屬於漢儒的樸學這一流派”。現在的這一本，就是循著這路徑深入研究下去所取得的新成果。書中探討了魯迅生平的十七個“疑案”，其中頗有些許多讀者很關注的問題，例如他跟周作人的失和，他究竟有沒有被通緝，他究竟有多少錢……等等。作者有條件利用上海魯迅紀念館收藏的文物資料，使他的研究能夠達到比一般人更深的程度。這本書可說是魯迅生平研究二十年中的一個可以注意的收獲。 魯迅死因“正、反、合” 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書中“父親的死”一章中有“一個長埋於心底的謎”一節，說魯迅是死於須藤醫生的誤診，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國內許多報刊（包括台灣《傳記文學》）紛紛轉載，成了讀書界的熱門話題。 其實這並不是一條新聞。早在１９４９年周建人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把這問題提了出來。有這懷疑的還不隻是他一個人，許廣平也是懷疑的。周海嬰在這本書中說：“一直到晚年，母親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談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際，還難釋於懷。”（第５９頁）接著，周海嬰還公布了周建人致許廣平的一封信，其中說到許懷疑的理由：“老醫生的治療經過報告與實際治療不符。”這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所在。許廣平是每一次診治都在旁照應的親屬，熟知診治的全過程，須藤報告中與事實不符之處，她是很容易覺察到的。 須藤的這一篇報告《魯迅先生病狀經過》，作為他寫的《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一文的附錄，現在收在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所出的《魯迅回憶錄》散篇下冊，大家很容易看到了。隻要拿它同魯迅日記對照一看，即可發現這篇報告並不是根據每一次診治的實際病曆寫成的，而是臨到要發表之時編寫的，其中有明顯作偽的痕跡。這裏隻舉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８日這一天為例。這一天，須藤的報告說的是：第一次行穿刺術取胸液，約得三百公分。（第１４５３頁）而魯迅日記所記載的是： 曇。上午得增田君信，午後複。寄吳朗西信。下午得唐弢信。得孟十還信。蕭軍及悄吟來。得《漱石全集》（十三）一本，一元七角。晚蘊如攜蕖官來。三弟來。夜小峰夫人來並交小峰信及版稅二百，付印證四千。邀蕭軍、悄吟、蘊如、蕖官、三弟及廣平攜海嬰往麗都影戲院觀《絕島沈珠記》下集。 這裏不但沒有“行穿刺術取胸液”的記載，連“須藤先生來診”的記載也沒有。而且，在上午下午都排得這樣滿的日程裏，能夠在什麼時間去做穿刺術，取三百公分胸液呢？這一天的病曆豈不顯然是偽造的麼。 事實上，抽掉肋膜邊的積水，是５月３１日美國鄧醫生來診之後提出的治療方案。６月１５日照的Ｘ光片，證實了鄧醫生的診斷是對的。在這以後須藤才采取這抽胸液的措施。他在寫這個報告的時候，卻倒填日月，把這時間移前了兩三個月，因為這時他已經心中有數，知道自己前一段是誤診了，為了推卸誤診的責任，就寫出這樣一份真真假假的報告來。 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２日在上海市第一結核病防治院開了一次“讀片會”，由上海九所醫院的放射科、結核科、胸科專家二十三人來讀上海魯迅紀念館珍藏的這張Ｘ光片。第二天的上海《解放日報》上以《魯迅先生不是直接死於肺結核病》為題報道了這件事，說：“大家認為魯迅先生的直接致死原因，是左側肺大泡破裂，使氣體進入胸膜腔引起自發性氣胸，壓迫肺和心髒而引起死亡。”這就為了解魯迅死因提供了確鑿無疑的科學證據，可以作結論了。 想不到的是，由此竟引發了一場中日兩國間的筆墨官司。有關這一筆墨官司的文獻，現在可以在陳漱渝著《魯迅史實求真錄》（湖南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裏看到。這本書裏在他的《日本讀者對於魯迅死因的看法》一文後麵，附錄了有關的文章四篇，一是紀維周的《揭開魯迅死因之謎》，原載１９８４年５月５日《南京日報·周末》；二是蔡瓊的《魯迅先生並非死於肺病》，原載同年７月２１日北京《團結報》；三和四是從日本《朝日新聞》翻譯過來的兩篇報道。還以題注的形式全文引錄了《團結報》在同年８月２５日發表陳文時的一則“編者小啟”。 “讀片會”隻分析了病情，並沒有提出須藤誤診的問題。而紀維周、蔡瓊的文章卻是提出了這一點。這兩篇文章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滿。 陳漱渝的這篇文章裏介紹了泉彪之助和竹內實這兩個日本人的反應。醫學家泉彪之助為須藤所作的辯白有兩條：一是“須藤醫生為人溫厚篤實，深受魯迅信賴，也為他故鄉的人民敬愛”；二是“魯迅所患的活動性肺結核和氣胸合並症，死亡率目前仍高達百分之二十八點六”。應該指出，這樣的辯詞是沒有說服力的。第一，即使說須藤是個大大的好人，良心大大的好，溫厚篤實，深得病家信任，這可以說明他不會做蓄意謀害病人的事，卻不能保證他不會偶然也有一次誤診，出一次醫療事故。第二，把這數字計算一下，豈不可以說這病的治愈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一點四嗎？豈不是說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患者可以治愈嗎？為什麼魯迅不幸沒有能夠成為三分之二以上多數中的一人呢？竹內實是著名漢學家，《魯迅全集》日文譯本的編委，據陳文所引，他說的是，魯迅去世時，中日之間關係緊張，當時有人懷疑須藤醫生為魯迅治病未必是好意，正是險惡的中日關係的反映，算是分析了人們對魯迅死因表示懷疑的曆史原因。對於“讀片會”結論所證實的須藤誤診這一事實並未作出辯解，假如他有辯解，我想陳文不會不引吧。 不知道為什麼，日本有人不高興，中國就有人著急了。我猜想，陳漱渝的這篇文章，就是應《團結報》編者的約請而寫的。作為一個對魯迅生平深有研究的專家，他對此事的是非曲直應該是心中有數的，所以這篇文章就很不容易寫。首先，他說了這次“讀片會”是“上海魯迅紀念館正常的業務活動”，不是蓄意破壞中日邦交，《解放日報》的文章是“客觀報道”，不是造謠惑眾。具體到紀、蔡二文，怎麼辦呢？陳漱渝想出了一個不必由自己出麵批判的辦法：“筆者於八月二日就魯迅死因問題詢問了魯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嬰，周海嬰委托筆者說明：紀維周的文章，對魯迅的死因進行推測，但未提供任何新的確鑿的史料，不能代表中國魯迅研究界的看法，也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第２８４－２８５頁）該報編者同時刊出的“小啟”說前刊蔡文“是沒有根據的”，現在發表陳文，是“以正視聽”雲。 這篇文章隻留下一處小小的矛盾。前麵說這次讀片會“得出了魯迅先生死於自發性氣胸，而不是直接死於肺結核病的新結論”，用了一個“新”字，這個“新結論”，豈不是紀、蔡立論的依據麼，後麵卻說紀文“未提供任何新的確鑿的史料”，這兩個“新”字就有點互相衝突了。 這文章在日本立刻受到了歡迎。日本人做事也真快，就在《團結報》刊出陳文和編者小啟的第二天，東京《朝日新聞·朝刊》即以《魯迅兒子周氏否定魯迅之死與日本原軍醫有關的論點》（即陳文之附錄三）為題，詳細介紹了《團結報》的這兩篇。同年９月１２日《朝日新聞·夕刊》又報道了《南京日報·周末》批評紀維周文的一則編者按，題為《魯迅死因之謎的論爭可以終止了》，副題是“中國報紙刊登了自我批評”（即陳文之附錄四）。日本人鳴金收兵，在這一場筆墨官司中，他們已經大獲全勝。此後十餘年，無人重提此一公案，真正依了日本人說的“可以終止了”。 沒想到，到了２００１年周海嬰在他的書裏把這舊案又翻出來，比最早周建人的文章，比後來紀維周、蔡瓊的文章，都說得更詳細，更具體，更有材料，也更無可遊移，可見他和十七年前委托陳漱渝表示態度那時，已經大不相同了。到了今天，我想倒可以借用《朝日新聞》的標題：“魯迅死因之謎的論爭可以終止了”。 我想，這本《魯迅史實求真錄》再版的時候，這一篇之末還可以增加一個附錄五，即把周海嬰此書中的有關段落摘錄附上去。 “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 （上）１９４６年的答案 １９４６年是魯迅逝世十周年。為了紀念，作家範泉做了兩件事。 一件事是請開明書店把他翻譯的小田〓夫著的《魯迅傳》趕緊印了出來，那天到上海辣斐戲院（今長城電影院）參加魯迅紀念大會的人士，幾乎每人可得到這本新出的贈書。不論這本書有多少缺點乃至錯誤，反正範泉是滿懷著對魯迅的敬意來做這件事的，那時還沒有出版一本中國人自己寫的魯迅傳記。 他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在他主編的《文藝春秋》月刊１０月號（第三卷第四期）上出了一個“紀念特輯”，重要的是十五位作家筆談“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這個題目。這比羅稷南問毛澤東“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要早十一年，去今天已經五十七年了。看看當年這十多份答卷，我也有點“百感交集”了。 這是１９４６年的答案，每一份答卷都緊緊聯係著１９４６年的現實。１９４６年的現實是怎樣的呢？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國共兩黨的關係問題就突出地顯現出來了。雙方都在積極準備內戰。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到重慶談判，最後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中寫下了“堅決避免內戰”、“迅速結束訓政”、“黨派平等合法”等等內容。一項具體成果是決定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賢達的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會議在通過政府改組案、和平建國綱領案、軍事問題案、國民大會案、憲法草案案這五項協議之後，於３１日閉幕。 對於政治協商會議所取得的成果，中國共產黨作了頗為樂觀的估計。２月１日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一開頭就說： 重慶政治協商會議，經激烈爭論之後，已獲得重大結果。決定改組政府，並通過施政綱領，憲草原則，又決定召開立憲國民大會，整編全國軍隊，實行軍黨分立，軍民分治，以政治軍及議會製、內閣製、地方自治、民選省長等項原則。由於這些決議的成立及其實施，國民黨一黨獨裁製度即開始破壞，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國家民主化。這就將鞏固國內和平，使我們黨及我黨所創立的軍隊和解放區走上合法化。這是中國民主革命一次偉大的勝利。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２頁。以下引文凡隻注明頁碼的，都是引自這本書） 這篇《指示》甚至設想，為了適應這一新階段，為了“換得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黨和軍隊要作怎樣的改變：我黨即將參加政府，各黨派亦將到解放區進行各種社會活動，以至參加解放區政權，我們的軍隊即將整編為正式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後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於軍隊的直接指導（在幾個月之後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指令，我黨與軍隊的關係，將依照國民黨與其軍隊的關係。（第６３－６４頁） 可是，這個“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並沒有到來。蔣介石無意執行政協協議，和共產黨邊打邊談。６月２６日更以二十五個師的兵力圍攻鄂東、豫南地區的中原人民解放軍，標誌著全麵內戰的爆發。美國特使馬歇爾的調處和民主同盟等第三方麵的斡旋都以失敗告終。 蔣介石的發動內戰，依靠的是美國的軍事援助。６月２３日《解放日報》刊出了《毛澤東主席關於反對美國軍事援蔣法案的聲明》，說“美國實行所謂軍事援助，實際上隻是武裝幹涉中國內政，隻是以強力支持國民黨獨裁政府繼續陷中國於內戰、分裂、混亂，恐怖和貧困”，表示“堅決要求美國立即停止與收回對華的一切所謂軍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華的美國軍隊”。（第２０９頁）接著，６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動員各群眾團體要求美國改變對華反動政策的指示》，提出：“望各地動員各種群眾團體與民主黨派舉行示威大會，並分電美國政府國會、群眾團體與名流（電報需簡單扼要並經電報局或美方人員發到美國），要求糾正美國政府的對華反動政策，要求撤回駐華美軍”（第２１６頁）。９月２９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開展美軍退出中國運動周的指示》中，提出“當前的宣傳口號，要轉到‘美軍退出中國”’，並通報說：“上海從申養（按：９月２２日，當時電報以‘地支’順序的一個字代表月份，以‘韻目’順序的一個字代表日期）起舉行美軍退出中國運動周，並將電聯合國及美政府要求美軍撤退與不幹涉中國內政，此運動將轉為揭露美軍暴行，向司徒（按：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抗議，請三人會議（按：國、共、美三方代表組成的調處機構）調查，實行法律控訴。北平、成都、重慶、香港、南洋亦將響應。”（第２９９頁）這《指示》還打招呼說：“不要說外麵的運動是我們發起，而要說民主愛國人士發起。”（第３００頁） 《文藝春秋》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號刊出《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這一組筆談的時候，政治形勢簡單些說就是這樣。參加筆談的作家們，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之下發他的議論的。 好幾位作者都表示魯迅不可能活到現在。他們談到了李公樸、聞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馬敘倫的挨打，這也就足可以推知魯迅將要麵臨的命運了，“這個時候，魯迅還會活著？這是不可能的”。 這裏說到的都是１９４６年發生的幾件事。 郭沫若挨打，是在２月１０日。這天重慶各界人民在校場口舉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正要開始開會的時候，預先布置在會場的特務分子就出來搗亂，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鐵器石塊行凶，打傷多人，被打的有郭沫若、李公樸等。 馬敘倫挨打，是６月２３日在南京下關車站。事情的始末是這樣的：為了反對內戰，呼籲和平，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決定推派代表團到南京請願。雷潔瓊在《血濺金陵憶當年》一文中記下了這個請願團的名單以及當時的職務—— 馬敘倫前代理教育部長、北京大學教授 胡厥文合作五金廠總經理、遷川工廠聯合會主席 蕢延芳浙江興業銀行董事、大生紗廠董事、豐盛實業公司董事、四明公司董事長、上海名人 包達三雷石化學公司董事長、信儀地產公司總經理 張絅伯中興實業公司董事 盛丕華上元企業公司董事、開美科藥廠董事長 閻寶航大明公司總經理、東北知名人士 吳耀宗翻譯家、基督教全國青年會總幹事 雷潔瓊東吳大學教授 陳立複東吳大學學生、學生會主席 陳震中聖約翰大學學生、上海學生團體聯合會主席 這些人的政治身份，雷潔瓊說“九人中除閻寶航是地下黨員外，其餘都是非黨人士。”兩個學生代表是地下黨員。（見《雷潔瓊文集》上，開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９９頁） ６月２３日請願團啟程前往南京。開車前，在上海北站舉行了有十萬七千餘人參加的歡送會，執行主席林漢達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他說：國家的主權屬於人民，政府的官吏隻是仆人；今天九位代表去，就是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在人群中，不斷響起“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美軍退出中國”的口號聲。 雷潔瓊在前麵引過的那篇文章裏說：“車離開了火車站，我偷偷地問馬老：‘今天這麼大的歡送場麵，大概是共產黨領導和組織的吧？’馬老回答說：‘你說對了。”’（前引書，第４０３頁）具體情況他沒有說，在江渤著的傳記《馬敘倫》中，對此有簡要的敘述—— 中共上海局對此行非常重視，直接領導發動群眾到站歡送。為加強領導，特地成立了秘密指揮部。地下黨上海市委委員張執一為總指揮，指揮部設在離寶山路不遠的一家民房裏。地下黨各方麵的負責人，工委的張祺、學委的吳學謙、職委的陸誌仁，都擔任了不同方麵的具體領導，進行秘密指揮。在地下黨統一領導下，馬敘倫和“人團聯”的其他常務理事一起，領導所屬各團體單位，對歡送大會作了周密布［部］署和準備工作。（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６６頁） 中共地下黨聯絡員在歡送大會進行過程中始終在群眾隊伍裏，進行秘密指揮。這時，當代表乘坐的列車開行之前，又到車廂仔細察看，還有一位聯絡員隨車前往。（前引書第１７０頁） 列車被阻於下關車站。一些自稱是“蘇北難民”的特務暴徒等在這裏，包圍和糾纏請願團成員，話不投機，於是就打了起來。毆打的經過，雷潔瓊的《血濺金陵憶當年》一文中說得頗為詳細，這裏就不細說了。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４日南京《新民報》晚刊報道說一記者於今晨十一時赴中央醫院，分訪受重傷之馬敘倫、雷潔瓊、閻寶航及學生代表陳震中，茲特誌印象於後。 馬敘倫先生：馬先生年逾六十，白發蒼蒼，昨晚被打後，頭部、腰部、胸部均受重傷，現在已呼吸不均。看護女士以馬先生年事過高，受傷頗重，勸阻記者與之談話。（見《浦熙修記者生涯尋蹤》，文彙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１２頁） 接著寫其他幾位傷勢的，不引了。 應該指出的是，不但請願團有幾位代表挨了打，代表民主同盟總部前來車站迎接請願團的葉篤義，前來采訪的《新民報》記者浦熙修，《大公報》記者高集，《益世報》記者徐斌，《大中報》記者徐士年都挨了打。浦熙修為了保護雷潔瓊，受傷也不輕，頭發都被暴徒拔去許多。 據唐縱６月２５日的日記，“經警察廳查明，下關事件係南京市黨部的領導”（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群眾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２６頁）。唐縱做過蔣介石侍從室負責情報工作的第六組組長、軍統局幫辦，這時是警察總署署長，他是了解情況的。這就對了。馬敘倫等人從上海出發，是中共上海市委領導的，在下關車站阻攔和毆打他們的暴徒，卻是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領導的，原來這整個事件就是國共兩黨的一場鬥爭。這就如同講解棋局的電視節目一樣，觀眾隻看見棋子的走動，棋手並不出麵。 劉西渭（即李健吾）的文章裏說的“銀行董事蕢延芳先生因請願挨打”，也就是說這件事。雷潔瓊在《血濺金陵憶當年》一文中說了一點他的情況： 蕢延芳先生早在蔣介石混跡於上海交易所的時候，就和蔣介石熟識，據說，抗戰勝利後，蕢經常派人從上海送鮮魚去南京給蔣介石。這說明他們是有交情的。蕢延芳先生是位有正義感的老人，他目睹內戰危險迫在眉睫，國家危機十分嚴重，因此樂於參加代表團去爭取和平。（前引書第３９９頁） 據雷潔瓊說，當暴徒在下關車站行凶的時候，“被圍困在西餐廳的盛丕華、蕢延芳、張絅伯等人，雖然失去了行動自由，但沒有挨打”。（前引書第４０９頁）到達南京之後，他是惟一被蔣介石接見的請願團成員。 有的作者說到了李公樸、聞一多的被殺。這兩位都是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李公樸是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１日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１５日，聞一多在李公樸追悼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散會之後即被特務刺殺了。關於李、聞一案，發表的史料已經很多，不必細說了。可以指出的一點是，從唐縱的日記看，李公樸和聞一多不是蔣介石下令暗殺的。當然，這並不是說蔣介石不會用暗殺的手段除掉他的政敵，也不是說他並不十分仇視民主同盟。例如這年２月６日的日記，記“主席官邸會報決定”，其中就有這樣一項：“對民主同盟為共黨作鷹犬應予膺懲。”（前引書，第５８７頁）６月５日的日記：“上午情指（按：情報最高指導委員會）開會，主席指示對民盟不必姑息，羅隆基、沈鈞儒、章伯鈞，應施打擊。”（前引書，第６２２頁）明顯的表示了對民盟要“膺懲”和“打擊”的態度。這“打擊”要指向誰？他點了羅隆基、沈鈞儒、章伯鈞三個人，卻沒有點李公樸和聞一多。他很明白，那時羅、沈、章三人，在民盟內部，是有威信有影響力的領導人，對外是民盟的主要代表，都是國民參政員，有很重要的政治身份，在政治鬥爭中的能量，比李、聞要大得多。從民盟自己的安排也反映出了這一點：李、聞是民盟的中央委員，而羅、沈、章是中央常務委員。假如蔣介石要下令暗殺民盟的人，首先會在羅、沈、章中挑選，而李、聞恐怕還不在他的視界之中。 聞一多被刺之時，蔣介石正在廬山避暑辦公。從唐縱日記中可以看到案發之後他的反應。７月１６日：“晚十時，在吳秘書長公館會商昆明近日接一連二的凶案處置問題，李公樸被刺聞一多又被刺，究為何方所為？”（前引書第６３２頁）這個軍統局二把手不知道是“何方所為”，可見不是軍統局作的案。第二天，“在國府商昆明李公樸、聞一多被刺案……晚上牯嶺電話，主席囑我前往昆明主持破案”（前引書，第６３０－６３１頁）。２３日，他從重慶飛昆明。調查的結果是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部的人作的案。２７日，他到廬山向蔣報告案情： 晨乘中航機由滬經京飛潯，十一時抵九江，渡河，與蔣孟鄰、毛人鳳同車赴蓮花洞，換轎上山，約計二小時抵牯嶺。旋為十餘記者包圍，采訪昆明消息，餘謹慎應付，未告真相。五時半赴主席官邸，報告此行經過。主席憤怒猶未已，大罵霍揆彰（按：時任雲南省警備總司令）是瘋子。餘日：聞一多於招待記者會時，侮辱領袖，力斥特務分子，刺激過甚，青年人血氣方剛，一時控製不住。主席長籲短歎，日：汝再赴昆明一行。餘日：請示方針。日：已告顧總司令，此事務期水落石出，不能冤枉人。（前引書，第６３３－６３４頁） 霍揆彰讓手下的人殺了不必殺的人，一時引起軒然大波，群情激憤。給共產黨方麵增加了政治鬥爭的籌碼，使自己陷入極大的被動。這霍揆彰豈不是發了瘋嗎？蔣介石本人就沒有這樣蠢，不會去做下令刺殺李、聞這樣的蠢事。 當年《文藝春秋》這一組筆談的作者們，不止一人提到郭、馬挨打，李、聞被刺的事，以此來推想魯迅，如果他活著，也不免像郭、馬那樣挨打吧，不免像李、聞那樣被殺吧。其實這推論也未必恰當。郭沫若挨打，是他以政協代表的身份到校場口去參加慶祝會。要是魯迅還活著，他會不會去校場口呢？解放後給現代作家排座次，有一句口訣，叫做“魯郭茅，巴老曹”，將魯迅置於郭沫若之前；既然郭沫若能夠以社會賢達的身份為政協代表，魯迅就應該更可以了。在筆談中，魏金枝說，倘使魯迅還活著，“或許也被請到政協去做一下幌子”。我看恐怕也未必。確定政協代表的名單，不是用文學或學術方麵的聲望做標準，而是用的政治標準。郭沫若並不是因為他寫了《女神》、《屈原》、《十批判書》等等安排為政協代表的，而是因為他有做過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２７年）、做過政治部第三廳廳長（１９３８年）這樣的經曆。魯迅沒有諸如此類的經曆，不會獲得政協代表的提名，２月１０日就不會去校場口，這一場無妄之災也就躲過了。 馬敘倫是因為到南京去請願挨打的。我願意假定，要是那時魯迅還活著，他會讚同請願團的全部主張。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他不會讚同赴京請願的這個具體做法。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慘案中，他寫了好些篇文章讚揚參加愛國運動的青年，“但我卻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見《華蓋集續編·“死地”》）。１９３５年，他又在一篇熱情讚揚了“一二·九”運動的文章中說：“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見《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九）》）從他一再表明的態度來看，他不會坐在６月２３日的列車中，這一場無妄之災也就躲過了。 被暗殺的李公樸、聞一多，是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要是魯迅這時還活著，他會不會參加民主同盟呢？反正現在說的都是死無對證的假設，我想，在三十年代，魯迅可以遵照共產黨的希望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一政治性的團體，並擔任上海分會的執行委員，那麼，在四十年代，他應該也可以遵照共產黨的希望參加民主同盟並擔任中央委員的吧。既然說到這裏，我們就不妨看看他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中的表現。不能不指出，在民權保障同盟，魯迅並不是一個很積極的成員，他還沒有北平分會的胡適那麼積極。說穿了，他不過是將自己很高的聲望借給宋慶齡、史沫特萊他們去用，並沒有自己主動去做多少工作，而胡適還真把這當作一回事起勁幹了一陣子。如去反省院了解政治犯的情況。正是因為他積極工作，以致和史沫特萊等人發生尖銳矛盾，終於不歡而散。關於這事，我寫過一篇《關於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幾件事》，收在《魯迅回憶錄正誤》（增訂本）裏，說得很詳細，這裏就不重複了。假定這時魯迅參加了民主同盟，有民權保障同盟的先例在，大約也不會是一個很積極的成員。當時民盟多名中央委員中，被暗殺的隻李、聞二人。推測魯迅也將會像李、聞一樣被暗殺，即使說邏輯上的根據也是不足的。 參加筆談的作家們提出那一年發生的郭、馬挨打，李、聞被刺，與其說是談魯迅，不如說是趁此機會再次表示自己對郭、馬、李、聞這些事情的抗議。不過這樣一比擬，卻起了一個作用，就是取消了編者範泉提出的問題：他不可能活到現在，他已經像李、聞一樣非正常死亡了，你還問“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幹什麼呢！所以施蟄存說“這個問題並不聰明”。 當然也有作家並不這樣幹脆取消編者提出的這個問題，而是正麵作出了回答，寫出了他想像中的“假使魯迅活到今天”會怎樣。細看這些答卷，就可以發現一個秘密：他們在執筆作文之前，大都學習了一個不久以前發表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紀念“七七”九周年宣言》（第２３２－２４０頁）。刊登在７月７日《解放日報》上的這篇《宣言》說： ……而美國反動派也在中國反動派的合作之下，企圖代替日本的地位，變中國為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因此，人民愛國戰爭的勝利，並未達成全國的獨立、和平與民主。（第２３３頁） ……善於出賣國家民族的中國反動派，允許美國侵略勢力實際上操縱我國的軍事、經濟、財政、內政和外交，毀滅我國的民族生產，自由侵入、占據和使用我國的領土、領空、領海和內河。由於美國帝國主義比日本帝國主義更強大，它的侵略方法表麵上似乎更“文明”而“合法”，並且利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資本和中美人民傳統友誼的資本，它就可能豢養更多的漢奸和帶有更大的危險性。（第２３５-２３６頁） ……外國侵略者要想把我國變為殖民地，變為菲律賓式的“獨立國”……（第２３９頁）這些見解，就成了參加筆談的作家們立論的基調。茅盾的文章說： ……八年抗戰之後，人民依然得不到勝利的果實，日本帝國主義雖然暫時敗北了，可是中國淪為殖民地的危險卻比以前更甚，過去日本帝國主義抱著稱霸世界的迷夢故要先來征服中國，現在稱霸世界的迷夢者卻用“友好”的麵具，“援助”的方式來達到它那把中國變成“菲律賓第二”的目的……從前日本貨傾銷不足又繼之以武裝走私。而現在中國民族工業正也被外貨的傾銷和走私打擊得氣息奄奄…… 這篇《宣言》還指出：國民黨當局“公開號召全國內戰，而禁止人民反對內戰”（第２３４頁），“因為隻有內戰才能壓製我國人民要求獨立民主的力量，便利於他們的軍事獨裁……”（第２３６頁）《宣言》提出了四條“緊急呼籲”：第一條就是立即在全國範圍內無例外無條件無限期停止軍事衝突，第二條就是“重開政治協商會議，實行上屆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改組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各級政府成為各級民主聯合政府”（第２３７頁）。這些意見，同樣在筆談參加者那裏得到了響應。田漢的文章說： 假如魯迅還活著，他必反對今天的內戰，這勝利和平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