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殺，這殘民以逞，維護地主買辦利益的大罪行！他將更能不惜力量，用他的口、用他的筆、直到用他的血，喚起廣大民眾，製止這罪行。 假如魯迅還活著，他必定用同樣的力量，反對今天美國的世界政策、特別是他的對華政策…… 假如魯迅還活著，他將和全世界愛自由民主的人士一道呐喊，彙成洪大澎湃的海潮般的正義的聲音，站在華萊士一邊暴露這一個大陰謀，消滅這些人類的謀殺者！ 對華菜士這人，得簡單介紹幾句。他是羅斯福擔任第三任總統時的副總統（１９４１－１９４５），主張對蘇聯友好。羅斯福在競選第四任連任的時候，沒有邀請他而邀請了杜魯門作競選夥伴。羅斯福死後杜魯門繼任總統，華菜士反對杜魯門的政策。田漢文章裏說的“正義的聲音”，大約是指當時華菜士發表了批評杜魯門政策的言論，翻閱當時的報紙，當可以查到吧。 周而複的文章，說了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說了魯迅響應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接著說： 請看，美國飛機，在我們天空飛；美國軍艦，在我們海麵停；美國商船，將要在我們內河航行；美國軍隊，在我們國土上駐；美國商品，在我們市場上泛濫；諸如此類，舉不勝舉。我們的政府呢？對外則凡有所求，無不應命；對內則進行內戰，自相殘殺，相煎日急。不過，這次是美國裝備，和上次不同。 去了一個日本，來了一個美國。這就是魯迅先生逝世十年後一點變化。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你說，他會怎樣？熊佛西的文章說： 假如魯迅先生現在還活著的話，他必以他那支鋒銳的筆，領導我們作如下的呼籲：一、反對內戰。二、要求美軍即日退出中國。三、要求實現民主的聯合政府。四、要求實現政協的決議案。 簡簡單單幾條，幾乎可以說是那篇《七七宣言》的提要了。茅盾的那一篇，題目是《魯迅是怎樣教導我們的》，這筆談中的好幾篇，也可以用《是怎樣教導我們的》做標題的。 《宣言》發表的次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了《關於學習與宣傳“七七”宣言的指示》提出要“將宣言中各項要點，在報紙刊物上作文發揮或做講演”（第２４１頁），應該說，《文藝春秋》組織的這一組筆談，是很好完成了這個任務的。 茅盾的文章中還有這樣一段： 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者把中國看成它的帝國的“生命線”，而現在的取日本而代之的征服世界者卻把中國包括在它的保護世界安全的“戰略基地”之內。 這裏的“基地”一語不見於這篇《宣言》，其實也是有來曆的，來曆就在《解放日報》１９４６年６月５日社論《美國應即停止助長中國內戰》。其中說： 美國龐大的海軍和陸空軍駐在中國各地，屢次聲明要撤退而屢次延期，現在連美軍的家屬都運來中國，表示美軍已經把中國看作他們的基地了。（（胡喬木文集）第一卷，１９９２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２５７頁。） 這些作家不但學習了《宣言》，還學習了毛著。像林煥平的文章說魯迅是民族英雄，看來就是從《新民主主義論》來的。 沈子複的文章裏，說魯迅“對於凡是切切實實、能腳踏實地的‘奮鬥者’，都引為光榮的同誌”。這話出自馮雪峰以魯迅名義寫的那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這“信”，許廣平把它編入《且介亭雜文末編》，其中明白表示了魯迅擁護“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 《創世紀》說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其實是人類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上帝。當人們談論“要是魯迅還活著”會怎樣的時候，說的其實是他自己會怎樣吧。 這一組筆談中，也有很精彩的意見。像王西彥說的，“對他唱讚美歌是沒有用的，要緊的是能夠承繼他精神的遺產”。可是，他恐怕沒有預料到，以後，讚美歌的調子是越來越高，而他精神的遺產卻是越來越難於承繼了。 筆談中，臧克家的這一篇我沒有看懂。他說的，“他把新的‘友誼’給了當年的‘仇敵’，而用仇視的眼光去看十年前的‘朋友”’。這種友與敵的互換，我不知道落實在哪些人的身上。如果他是十多年之後這樣說，那可以解釋魯迅會把新的“友誼”給了章士釗、周揚等人，而用仇視的眼光去看胡風、馮雪峰等人了。可是在１９４６年，還沒有出現這種變化呀。總之，我沒有看懂。 我看了這組筆談，頗有幾點感想—— 一是魯迅人格偉大的感召力，十幾位執筆者，每個都對他懷著由衷的敬意。大家都知道，他同田漢、施蟄存二位，都“曾用筆墨相譏”，可是他們二位在筆談中，行文立意，都沒有絲毫的不敬。這也就是魯迅說的“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吧。 二是所有執筆者無一例外的都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像田漢、安娥、周而複這些黨員作家不用說了，被看作資產階級作家的一些人，也是眾口一詞。這反映出國共兩黨爭奪知識分子的鬥爭中，共產黨取得了極大的勝利。由此可見人心的向背。這不是一件小事。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篇報告中說： 蔣介石軍事力量的優勢，隻是暫時的現象，隻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也隻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麵，人民解放軍則占著優勢。就從一個小小文藝雜誌組織的一次小小筆談，也可以預示出國民黨失敗的結局了。 三是在等待這些知識分子的是怎樣的命運。筆談的十五位參加者中，至少有蕭乾和施蟄存二位在十一年後的反右派鬥爭中被劃為右派分子；而田漢、安娥、周而複等黨員作家，則在二十年後的“文革”中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就是這次筆談的組織者範泉，後來不知是戴的右派帽子還是反革命帽子，充軍青海，勞改多年以後才得以平反。我這篇文章裏提到的人名，像蔣介石說“應施打擊”的羅隆基、章伯鈞，像在下關車站被特務暴徒確實施以打擊的葉篤義、浦熙修以及上海北站歡送會的執行主席林漢達，也都被劃為右派分子了。在反右派鬥爭中，一些人是自動放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一些人是屈從權力背友求生，才幸免於難的，他們付出的代價，就並不比被劃為右派分子小些。在１９４６年，中國有幾個知識分子預料到未來的命運呢。行文至此，真是百感交集。 ２００３年３月４日 “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 （下）１９５７年的答案 １９５７年７月７日晚，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了上海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新華社發的電訊說，“毛澤東主席和大家圍桌閑話約兩小時”，這條電訊還報道了被接見的三十六人的全部名單，其中有應雲衛、趙丹、黃宗英、羅稷南、王元美等人。至於“閑話”了一些什麼內容，新華社未作報道，隻說是“親切的交談”就是了。 現在人們已經知道，在這晚的閑話中，羅稷南問了毛澤東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的回答是：“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毛澤東同羅稷南這不到一分鍾的對話，是周海嬰在他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第３７０－３７１頁）裏首先披露的。隻是他沒有把別人說給他聽的這件事情寫得很清楚，一些地方還寫錯了。第一，他沒有寫明是幾月幾日的事；第二，他誤以為那天是毛請幾位湖南老鄉聊天；第三，他把羅稷南的籍貫（是雲南人而不是湖南人）和卒年（是１９７１年而不是九十年代）都寫錯了；第四，他說這次談話有周穀城在場，卻沒有注意到那時周穀城正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當讀者看到周海嬰書中這些同事實有出入的地方，不免對他說的這事產生一種未必可信的感覺。 周海嬰披露此事之後，就有人撰文質疑。質疑者希望毛澤東並沒有說過這句話，於是列舉毛澤東在上海的曆次活動，找不出一次有羅稷南與周穀城兩人同時在場的，以為這就可以證明沒有這次對話了。 對於這樣的質疑是不難回答的。如果周海嬰的書出個修訂本，把日期添上，把羅稷南的籍貫和卒年訂正，刪去周穀城的姓名，換上確實在場的人，也不再說什麼老鄉的聊天，而說是同一些知識界人士圍桌閑話，也就沒有什麼需要質疑的了。 不但可以挑剔這些細節上的錯誤，論者以為還可以提出似乎更有力的理由。這年３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中，毛澤東在同文藝界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兩次談話中，都說到了“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問題。這兩篇談話已經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正式發表，人們很容易看到了。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毛說： 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麵，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第２６３頁） 這裏設想的隻是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他會怎樣。至於會怎樣對待他，隻表示了把他搬出來讓大家學習研究的意思。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對於這一點就說得更加具體了： 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第２５３－２５４頁） 對於“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這個問題，毛澤東在３月８日的回答是可以考慮安排他當文聯主席，怎麼到了７月７日，他的回答卻是有可能被關在牢裏了呢？怎麼會同原先的說法“迥然相異”了呢？ 這確實是“迥然相異”。為什麼會有這“迥然相異”的說法，毛本人已經解釋清楚了。就在他同羅稷南等三十六人圍桌閑話的第二天或第三天，７月８日或９日，他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友誼電影院向上海各界人士發表講話（據《毛澤東選集》的題注是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日期是７月９日），這篇講話以《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這篇一開頭就說：“三月間，我在這個地方同黨內的一些幹部講過一次話。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一百天了。這一百天，時局有很大的變化。”（第４４０頁） 原來是因為７月的形勢已經同３月的形勢迥然相異了。 ３月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那時，以及更早，２月開最高國務會議大講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那時的形勢是，知識分子文化人在乍暖還寒的早春天氣，對於毛所號召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不免心存疑慮，多抱一種觀望態度。毛親自出麵，大會報告，小會座談，就是動員知識分子消除顧慮，積極投身於“放”、“鳴”運動中去。毛的這些講話，誰如果不僅看到《毛選》裏的被“整理”得幹巴巴的板起麵孔的文本，也看到了原始的記錄稿（這在“文革”中曾有許多造反組織大量印售，現在還偶爾能在地攤上買到），就可以知道當時他真是談笑風生，態度更是親切感人。傅雷在聽了毛的講話之後寫給兒子的信中表示了為之激動不已的心情。假如毛隻是照念《毛選》中印的那一長篇，大約不會有誰如此激動吧。 到了７月，已經是反右派鬥爭的高潮之中，形勢迥異了。許多說法當然也就不能不相應地迥然相異。就說２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的那一長篇《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到了６月１９日公開發的時候，中間就經過十四次修改，改成了一篇傾向與原文迥然相異的新文章。７月和３月兩次說到“魯迅活著會怎樣”這話題，是兩次獨立的講話，其間並沒有承接的關係，說法不相同了，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呢？怎麼能夠因為７月的說法不同於３月的說法，就否認７月說法的真實性呢？ 這裏可以舉一個人們更熟知的例子：１９５７年７月１日《人民日報》社論《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後來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了。如果有論者提出：它跟３月間毛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對《文彙報》所作的評價迥然相異，能不能因此就推論出這篇社論不可能出自毛的手筆呢？ 人們在談論１９５７年發生的事情的時候，時刻不要忽略以６月８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為明顯的分界線，將這一年分為大不相同的前後兩段。人們不能籠統地說“毛在１９５７年是如何談論某一話題的”。忽略了這一條時間的分界線來談論這一類問題，就會讓自己陷入混亂之中。 說到羅稷南，因為據說看不出他同毛澤東有多深的交往，所以就很難想像他會向毛提出那樣的問題來。我看事實還跟這想像有一點不同。據我看到的資料，羅同毛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紅軍時代。那時羅作為福建人民政府的代表到江西蘇區商談過合作的事。這事想必給毛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所以解放後他即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根據賀聖謨：《“孤證”提供人的補正》一文）；後來他到上海以著述翻譯為生，擔任過中國作協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又安排做了多屆上海市人大代表（根據陳晉：《“魯迅活著會怎樣”？——羅稷南１９５７年在上海和毛澤東“秘密對話”質疑》一文）。對於一位黨外人士，這應該說是很高的禮遇了。那天毛邀請了他，又讓他跟自己同坐一桌（見７月１１日《光明日報》頭版所載新聞照片），也就多少說明一點問題。再說，那天並不是有專門議程的正式會議，隻不過一次“圍桌閑話”，話題散一點、廣一點，都無不可。在這種親切交談的氣氛中，羅稷南作為過去有那麼一點淵源，現在有這麼一點地位的人士，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似乎也不好說是很難想像的事情。 其實，“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這並不是到１９５７年才有人提出的新問題，在這以前和以後，它多次被知名的和不甚知名的人提出過。它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每一次提出都是十分具體地聯係著當時的“今天”的現實。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正是反右派鬥爭白熱化的高潮之中，一些受到魯迅重視的作家，像馮雪峰、丁玲、黃源等人，都將在這一場鬥爭中被劃為右派分子；另一些受到他重視的作家，像胡風、蕭軍，甚至更早就已經被整肅。再看魯迅本人，他從來就是一位“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的雜文家，這在此刻，是大大的不合時宜了。就在這前後的兩三個月裏，不是已經有許多人因為寫了批評性的文字而被劃為右派分子了麼。 羅稷南的問題，其實質是：在當前的反右派鬥爭中，要是魯迅還活著，你看他會不會被劃為右派分子？毛對羅問的理解是完全準確的，立刻作出了毫不含糊的斬釘截鐵的回答：“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這才是毛澤東。如果不是這樣回答，那他就不是毛澤東了。 就在一星期前他發表的《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中，他說了，他是要“把根本戰略方針公開告訴自己的敵人”的（見《毛選》第五卷，第４３７頁）。今天他對著在座的這些上海文化界、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回答了羅稷南的問題，說了這句大實話，是一次重要的表明態度：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在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還是有損於這種地位這個要害問題上，我毛澤東是鐵麵無私寸步不讓的。他拿已不在世的魯迅為例，向中國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提供了兩種選擇：你還要寫，就請你坐到牢裏去寫吧；你不想坐牢，也可以，那就請你一句話也不要說。你們看吧，即使是魯迅，不論他有多高的聲望，多高的地位，多大的功績，我給過他多高的評價，隻要他不識相，說些不中聽的話，就不要怨我翻臉不認人，該戴上帽子就得戴上，該關起來就得關起來。事實上毛就是這樣做的，試看當年頭麵人物中所劃出來的右派分子，哪一個不是受到過毛的重視，得到過很高禮遇的人呢。對於在座的和並不在座的知識分子文化人，這是一個適時的警告。 努力來證明毛沒有說過這話的論者，所能找到的論據，除了周海嬰寫錯的一些細節之外，就隻有邏輯的推論了。拿不出過硬的證據（例如現場的錄音帶，當時在場者的可信的回憶錄等等）來證實其必無。我能夠做的，也不過是指出這些推論並沒有太大的說服力，不足以全盤推倒周海嬰所說的基本事實；可是同樣也拿不出過硬的證據來證實其必有，不過是“空對空”而已。 現在好了。當晚應邀到場的三十六人之一的黃宗英，發表了《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這篇回憶文，寫出了現場的一些細節，我這個讀者讀了，覺得是真實可信的。報刊在發表她這一篇的同時，還從當年的報紙上轉載了報道這場會見的新華社電訊以及新聞圖片。看了這些，我以為“確有其事”這一點是應無疑義了。 毛回答的話，黃宗英版本同周海嬰版本小有差異。周版本是“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比黃版本多了“識大體”三字。我是寧願相信黃版本，因為她是得自“親聆”，而周是得自“轉述”；再說，加上這三個字，就把“不做聲”限製在隻有一種原因裏，未必符合毛的本意。（我甚至疑心，不但毛未必說了這三個字，就是當時人們轉述中也未必有這三個字的，它是不是編輯加工的過程中給添上的呢。） 如果來一點心理分析，研究一下有的論者為什麼希望沒有這次“毛羅對話”，我想恐怕是因為他自己頗不以毛的這個回答為然，以為說了這話就有損於毛的光輝形象。殊不知道這事隻是當年那一場反右派鬥爭中的一個細節。對這句話如何評價，是同對整個反右派鬥爭如何評價聯係在一起的。既然《曆史決議》並沒有否定反右派鬥爭（雖說是嚴重地擴大化了），那麼誰也不必為毛說過這句話而感到尷尬。大概是因為論者在內心深處覺得《曆史決議》中的這一說法理不甚直，氣不甚壯，才希望毛澤東沒有說過這話吧。 論者為了證明毛不可能說這樣的話，還可以舉出毛對魯迅一以貫之的推崇作為反證。這倒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題目。 毛澤東論及魯迅的文字，見於正式發表的他的著作中的，最早的是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９日在延安陝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其中稱魯迅為“民族解放的急先鋒”，“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中國的第一等聖人”等等。這一篇沒有收入《毛澤東選集》中。在《毛選》裏，以大段文字表示對魯迅的推崇的，最早是１９４０年１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其中說的“偉大的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文化的方向”、“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共產主義者”、“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等等等等，人們都很熟悉，這裏就不必詳細引用了。 對一個作家，為什麼給予這麼崇高的評價呢？聯係到當時的形勢和任務來看就容易明白了。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失敗，撤離了中央蘇區，在長征中又遭到了進一步的削弱。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停止了剿共戰爭，才在陝北穩定了下來，有了一塊管轄二十三個縣的陝甘寧邊區。抗日戰爭爆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參加對日作戰。這才進入了重新發展的曆史時期。為了發展，就需要有大量知識分子參加工作。也就是在撰寫《新民主主義論》那時，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第一節就說： 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在這個文件裏，毛澤東還強調地指出了“資產階級政黨正在拚命地同我們爭奪知識分子”的嚴重性。公開地推崇魯迅，就是毛澤東同資產階級政黨爭奪知識分子的一項重要策略，這是實現“大量吸收知識分子”這一戰略任務所要求的。魯迅，這位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影響最大的作家，生前就有“思想界先驅者”、“青年叛徒的領袖”這一類稱號。在那些有正義感的、有愛國心的青年學生中，他一直擁有廣大的讀者。當年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文化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並沒有多少了解；但是他們對魯迅有了解，有信任。他們從魯迅那裏得到最初的政治觀點，相信馬克思主義是好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是好的。現在看到共產黨的領袖這樣推崇魯迅，每一句話都是自己衷心讚同的，甚至比自己原來想的說得還要好。就這樣，經過魯迅這個中介，他們找到了自己跟共產黨的共同點。毛澤東就用表彰魯迅這一手，使一大批魯迅的崇拜者變成了自己的追隨者。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文化人，是行囊裏裝著魯迅的書，千裏間關、越過封鎖線，投奔延安的。 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文化人來到延安，帶來了從魯迅書中得到的左傾態度、反對國民黨的態度、擁護蘇聯和擁護共產黨的態度，這當然很好。可是他們同時也帶來了從魯迅書中得到的批判精神，有些人還帶來了從魯迅書中學到的寫雜文的本領，這可就成了問題了。王實味，這一位曾經把自己的小說稿寄給魯迅請教的作家，在《解放日報》副刊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說：“是的，延安比‘外麵’好的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當年來到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文化人，有不少人是持這種態度的吧。可以設想，如果那時魯迅還活著，而且也到了延安，大約也會持這種態度的吧。這種態度卻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他將這篇《野百合花》定性為“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的文章，王實味本人也因此遭到了整肅。在我看來，王實味可以認為是在陝甘寧邊區繼承魯迅傳統的代表人物，整肅他，就是給那些也想繼承魯迅傳統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提出一個嚴厲的警告。 肅清這樣一種傾向，是毛澤東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一個重要目的。毛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魯迅的態度是很耐人尋味的。一方麵，繼續保持推崇的姿態，例如，在這一篇專門談文藝問題的講話中，提到的惟一一部文學作品，就是魯迅翻譯的《毀滅》。他還從魯迅的詩《自嘲》（魯迅自己將它定性為打油詩）中引出“橫眉俯首”一聯，不問原意另作解釋之後，說是應該拿它做座右銘，這豈不是極為尊崇嗎？而另一方麵呢，他所說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僅僅是指學他的“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決不要去學他的批判精神，學他的雜文筆法。這一點，他說得十分明確：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麵，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 重讀這段文字，我很自然的聯想起魯迅在《且介亭雜文·買記》中的一段話： 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朱熹的命運也就是魯迅的命運吧。所以，在延安，可以有魯迅圖書館，魯迅藝術學院；在延長，可以有魯迅師範學校，足見是何等尊崇。可是誰如果要學樣，寫點文章批評一下陝甘寧邊區的現實，那就請看王實味的下場。 １９４９年，陝甘寧邊區擴大成了一個新中國。於是就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陝甘寧邊區的章程了。對待魯迅也是這樣，每逢１０月１９日他的忌辰，報刊上都要發表讚頌他的紀念文章。中學的語文課本，每個學期都選有他的作品。可以說，沒有第二個中國作家受到過這樣高的推崇，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依然不許學樣。１９５０年的一場關於雜文問題的討論，就透露出這樣的消息。馮雪峰的《談談雜文》一文，是可以看做這一場討論的總結的，他說，雜文問題，“毛主席在１９４２年就已經有過很明確的指示了”。這就是說，得按照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的那一段話去做。馮雪峰的這篇文章也說了“魯迅也還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但是提出了若幹保留，例如“文字上的那些隱晦和曲折”，“卻完全沒有去學習的必要了，更不用說去模仿了”。（《雪峰文集》第二卷，第２３０頁）到後來，繼承和捍衛魯迅傳統甚至可能成為犯罪。胡風作為魯迅最自覺的傳人，就被帶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關進牢裏，直到毛澤東死後才放了出來。這兩方麵的情況，就是“止於尊崇，不許學樣”的鮮明例證。 魯迅受到很高的尊崇，可是也得付出很大的代價，代價就是必須為尊崇者效勞。有人把這種尊崇說成是“神化魯迅”，其實所謂“神化”不過是工具化罷了，就是要把魯迅變成為自己所用的工具。我早些年寫過一篇《魯迅研究是一門科學》，其中說了這樣一段話： 回顧一下十年浩劫時，魯迅確實被“四人幫”一夥塑造成為他們倒行逆施的先知，魯迅的著作成了他們的《聖經》，似乎他們的一切胡作非為，他們所做的每一件壞事和蠢事，都可以在魯迅的著作中找到根據，都是在魯迅的啟示下做的。 我這裏說的還不確切，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四人幫”形成之前，就已經是這樣做的了。這裏隨手舉兩個例吧。 為了配合對蘇聯“一邊倒”的基本國策，就把《我們不再受騙了》一文選到中學語文課本裏去了。魯迅這篇文章內容上的問題，我已經發表文章分析過了，這裏不再重複。就說文字技巧，在他的作品裏，這一篇也決不是上乘之作，實在夠不上作語文課的範文。直到後來中蘇交惡，才把這一篇抽了下來。 在１９５１年批判電影《武訓傳》那一場政治運動中，《文藝報》就從《且介亭雜文末編》的“附集”裏找出一篇短短五百字的《難答的問題》，重新發表，讓魯迅來配合對《武訓傳》的批判。其實這一篇的主旨是批評當時兒童讀物的作者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間，就更是變本加厲了。某日的《人民日報》上，以整版篇幅全文刊印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文前加有一條長長的按語，說是要用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來打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雲雲。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９日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都發表了紀念社論。《紅旗》雜誌社論的題目是《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其中說： 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在於他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比崇敬和熱愛。……他始終堅定地跟著毛主席走，勇敢地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真正的革命者，都要像魯迅那樣，堅決跟毛主席走，走到底，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 這說的還不算特別離奇，更離奇的是《人民日報》的那篇題為《學習魯迅的硬骨頭精神》的社論，它一字不差地是這樣說的： 我們學習魯迅，就要像他那樣，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迎著鬥爭的暴風雨奮勇前進！ 請注意這一段引文的標點符號。其中沒有一個句號，一直是逗號到底。如果這裏有誰向這篇社論的執筆者或審稿者提出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根據這篇白紙黑字出現在《人民日報》上的社論，答案是現成的：他會戴上“紅衛兵”的紅袖箍，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果社論作者說這裏用的標點符號有誤，那麼好吧，就把能改用句號的地方都改用句號。改了之後，魯迅依然可以被評為“學毛著的標兵”。而且他還不是一般地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哩，他是遵照林副主席所倡導的“活學活用”的方法來學習的！ 如果這篇社論不寫“像他那樣”這四個字，雖然意思也荒謬，但文章還是通順的。可是不成，一定要寫上這四個字才過癮，這也就把對魯迅的歪曲達到了頂峰。 是的，就是歪曲。那時，還設立了一個專門負責歪曲魯迅的機構，代號叫做“石一歌”（由十一個追隨四人幫的秀才組成的“寫作班子”，取諧音叫做“石一歌”）。他們寫的魯迅“故事”，這裏可以舉一個小例：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１日魯迅遷居大陸新村，不願讓太多的書籍占去起居的空間，就另外在狄思威路租了一間房子，存放不常用的書籍。石一歌著的《魯迅的故事》卻說這是魯迅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的“秘密讀書室”。事實上，魯迅隻來這裏取書、找書，並不在這裏讀書的。 那些年裏，我們看見了對魯迅的極高的“尊祟”，也看見了對魯迅的極大的歪曲。可以說，“尊崇”的程度和歪曲的程度成正比。這種情況正好印證了魯迅自己在《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裏說的一段話： 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歎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眼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歎。所以，如果活著，隻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魯迅見事之明真是不易企及的，他看得多透，說得多透啊。他寫這一篇的時候，是不是想到過：孔丘、釋迦、耶穌基督的這種命運，也將是他自己的命運呢？他死了，無從質證了，任別人畫他什麼油畫像，起草賀電呀，在密室裏刻苦攻讀馬列呀，他總不做聲，這樣當然可以相安無事，穩坐在第一等聖人的寶座上，接受馨香供奉。“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呢？魯迅自己在這裏提供了答案：“如果活著，隻得迫害他！”要是泉下有知，魯迅聽到了毛澤東回答羅稷南的話，是一點也不會覺得詫異的。 魯迅生前，恐怕已經有這樣的預感了。陳瓊芝在這一篇文章裏講過這樣一件事—— 我曾經聽李霽野同誌談過這樣一件事：１９３６年他從英國回來，到上海看望魯迅。魯迅和他談及馮雪峰，說他聽馮雪峰介紹革命形勢後，和他開了一個玩笑：“你們來了，還不先殺掉我！”馮連連擺手，認真地說：“那不會，那決不會的！”魯迅原意是告訴李霽野，馮雪峰這人是如何老實。但這玩笑中是不是也包含了他對危害革命的左的錯誤的隱憂呢？陳瓊芝的這篇文章，收在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的《魯迅研究百題》上（第５６２頁）。這書出版後曾寄贈李霽野，他沒有表示異議，可以認為這一轉述是經他認可了的。 １９３４年４月３０日魯迅致曹聚仁的信中說：……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這裏說的“崩潰”，當是指舊社會崩潰，也就是“革命勝利”之時吧。這信中的意思，跟他對馮雪峰開的“玩笑”，意思是差不多的。 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看來還真是這樣。 ２００３年２月８日 附記一：這篇文章裏寫的，其實並不能算是我的創見。這些意思，以前也有人說過的。現在抄兩段作為旁證。一是聶紺弩於１９４０年在桂林寫的《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其中說： 現在人們常常開口學習魯迅，閉口學習魯迅，這意思決不僅是學習魯迅寫小說，寫雜文，翻譯翻譯外國書而已，主要的恐怕倒是要學習魯迅的正視人生的迎戰態度。嗟乎，如果這樣，則魯迅豈易學哉！若正視人生，則人生實有其不盡美好之處，看清楚了之後，總難免要這樣說說，那樣挑挑，勢必至成為“人生”詛咒派，而被不正視或熟視無睹或裝作無睹的“人生”謳歌派所深惡痛絕。向社會迎戰，必是那“社會”有可戰之道，有對戰之人，又勢必至被“社會”所深惡痛絕。我們常常說：魯迅一生的曆史就是戰鬥的曆史，其實隻說出了一麵，就另一麵說，魯迅的曆史就是被“社會”圍剿的曆史。魯迅幸而終其身未罹縲絏之憂，得保首領以沒，學習魯迅的人，卻不見得人人都有這種幸運的。 當他寫出上麵這些話的時候，當然沒有預料到王實味未能保首領以沒，更沒有預料他自己也會罹縲絏之憂的吧。 二是李慎之２０００年寫的《回歸“五四”學習民主——給舒蕪談魯迅、胡適和啟蒙的信》，其中說： 魯迅的最大幸運是隻活了五十六歲，如果他能活到我們這個年紀，他的遭遇會怎麼樣，他的表現又會怎麼樣？這是每一個知道，尤其是敬愛魯迅的人無不關心的問題。你熟識的喬冠華在１９６２年，胡喬木在１９８２年都曾對我說過“魯迅若在，難免不當右派”的話。然而魯迅不是一般人，而是特大的人物，他的命運，既要看權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選擇。我隻能說，他在中國的威望比高爾基更大，性格也比高爾基更剛烈，下場恐怕隻會比高爾基更慘。有意思的是，胡適在海外看到大陸“清算胡風”的時候，評論說“魯迅若不死，也會砍頭的”。胡適畢竟是了解魯迅的，他們倆後來雖然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後，本質上都是中國最珍愛自由的人。 李慎之寫這一篇的時候，毛澤東羅稷南對話一事尚未披露，他當然無從知道毛的答話是怎樣的，但是他引用了喬冠華，特別是胡喬木對他說的話：“魯迅若在，難免不當右派。”正好作為毛羅對話的旁證。 附記二：本篇引證了李霽野提供的一項資料，是從陳瓊芝的一篇文章中轉引來的。承嚴家炎兄在電話中告訴我，《魯迅先生紀念集》所收李霽野的悼文中時說到了這事的。在這書第一輯裏有李霽野的《憶魯迅先生》一文，其中說到： 先生故作莊重的向Ｆ君說，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Ｆ君連忙搖頭擺手的說：那弗會，那弗會！（第６８頁） 這裏的“Ｆ君”即馮雪峰。對照李霽野自己寫的來看，陳瓊芝的轉述是相當準確的。
正文 第五章（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