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倡讀經的聲浪中，還有一點小插曲，１９３４年５月初，汪懋祖在《時代公論》上發表《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６月，又在該刊上發表《中小學文言運動》，提出了所謂“複興文言”的主張。他在《中小學文言運動》一文中說：“讀經決非惡事，似毋庸諱言。時至今日，使各省當局如何鍵、陳濟棠輩之主張尊孔讀經，可謂豪傑之士矣。”由此也可以知道汪懋祖這一主張的內容和背景了。
魯迅看了汪的文章，立刻予以迎頭一擊。汪文說：“例如說：‘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隻須‘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為何如？”魯迅在６月３０日《中華日報·動向》上發表《“此生或彼生”》一文（後收入《花邊文學》）中反駁說：“這五個字，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一，這一個秀才或是那一個秀才（生員）；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我就用主張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舉的文言的例子，證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這篇文章才四百字，就是魯迅早年給許廣平的信中所說的“正對‘論敵’的要害，僅以一擊給與致命的重傷者”（見《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４７６頁）。對於這事，胡適寫了一篇《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登在７月１５日出版的《獨立評論》上，全文四千餘字，逐一反駁了汪文中的論點，這裏就不加引用了。
在魯迅的晚年，在政治立場上和胡適可以說是處於對立的地位，可是人們也看見了異中有同。看人看事不宜簡單化，這可以算是一例。
陳賡是何時會見魯迅的
陳賡和魯迅有過一次會見，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馮雪峰在１９５２年出版的《回憶魯迅》中說是１９３２年的“大約夏秋之間”。１９７４年他在回答包子衍的信中說的也是“１９３２年秋夏之間——或夏末——的某一天”，甚至把記憶中的印象說得更具體：“隻記得是熱天，但不是梅雨天，天卻還很熱，可是我已不能確定月分——７月還是８月。”
樓適夷卻不同意這說法。那天是他陪陳賡去魯迅家的。他記得，那天天氣並不很熱，至少已入秋涼。他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８日寫給黃源的信中說，這事在秋天，絕不是夏天。在這信中他舉出了兩個證據，一是陳賡的衣著，穿的“是灰色的線呢（布料）單長衫，絕不是熱天所穿”。二是他們從魯迅家告辭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飯後大概是七八點鍾了，上海如在夏間，一般七點鍾天還很亮，但我們告辭出門時，天色已黑。這也可證明已絕非夏天。”他確鑿地記得，已經是秋涼時候，而馮雪峰的說法，是“大約夏秋之間”，“或夏末”，“熱天”，“天卻還很熱”。為什麼說的和他記得的完全不同呢？他認為馮雪峰的記憶力一向是好的，就不從馮也可能會有誤記這方麵去想。為了調和這兩個互不相容的說法，樓適夷就作了這樣的解釋：陳賡曾經兩次會見魯迅，第一次就是馮雪峰在《回憶魯迅》中說的，時間是在夏秋之間；這是他所不知道的；他所參與的，是第二次。他在１９７８年，就以《魯迅二次見陳賡》為題寫了一篇文章，其中說：
現在我可以這樣單獨肯定，魯迅先生與陳賡將軍的會見，是二次而不是一次，第一次在夏季，陪同會見的有朱鏡我和雪峰同誌，第二次則已入初秋，由我單獨陪去，現在遺留下來的一張草圖，是第二次會見時繪製的，不是在第一次。
樓適夷這個解釋卻是不對的，這是他為了辯護馮雪峰的誤說而增添的一個新的誤說。這隻要查明陳賡到上海的時間，就可以知道並不存在所謂在“夏秋之間”的第一次會見。樓適夷本人參與的，並不是他所說的第二次會見，而是魯迅陳賡惟一的一次會見。
據《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中的記載，陳賡這一段時間的經曆是這樣：
１９３１年９月赴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任紅四軍第十三師第三十八團團長。同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２年８月調任紅四方麵軍第十二師師長。率部參加鄂豫皖蘇區第三、第四次反“圍剿”作戰，１９３２年９月在新集西北胡山寨戰鬥中負傷後，秘密赴上海就醫。１９３３年３月被捕。（中共黨史出版杜，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４４頁）。
“胡山寨”，另一資料寫作“扶山寨”。當年在這裏發生了一場惡戰。《中國二十世紀通鑒》“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條的記載說：紅四方麵軍在檀樹崗地區稍事休整後，留下第十師於檀樹崗、七裏坪地區阻擊南麵之國民黨軍，總部率主力北上。但剛到達新集以北，國民黨軍陳繼承即率四個師由西麵趕來，總部令方麵軍在扶山寨地區迎頭阻擊。本日，擊退陳繼承部的試探性進攻。第二日，又擊退陳繼承部二個師的進攻。５日拂曉，陳繼承部再次向紅軍猛攻，紅軍與陳繼承部展開激烈肉搏。陣地數次失而複得，給陳繼承部大量殺傷。後因北麵張鈁縱隊、南麵衛立煌縱隊先後趕到，紅四方麵軍遂向皖西轉移，新集被國民黨軍占領，此後，商城、金家寨、獨山寨、麻埠、英山、羅田等城鎮也相繼失陷。（線裝書局２００２年版，第二冊，第２０５３頁）。
可知陳賡是在９月１日至５日這幾天裏負傷的。
紅四方麵軍在遭到這次挫折之後，接著又於１０月８日在黃安（今紅安）河口地區同敵軍發生了一場激烈的遭遇戰。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在這場混戰中，我軍傷亡逾千；但突入我陣地的敵人，也遭到殲滅性的打擊，傷亡約為我們的兩倍，這樣才抑製了敵軍的猛進。”（東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０２頁）紅二十五軍軍長蔡申熙就是在這一場戰役中陣亡的，也可見這一場惡戰的激烈程度了。為了擺脫困境，在轉移中就不得不輕裝。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說：我們向全軍解釋，打回鄂豫皖區既一時無此可能，便隻有向西尋找新的根據地。我們要求全軍人員，將平日行軍隨身攜帶的幹糧袋子，裝足三天的用糧，缺乏子彈或破舊的槍炮，傷痛的馬匹等，都須拋棄，一批受傷幹部，也加以遣散（在河口附近負傷的陳賡，就是在那時離軍赴滬就醫的）。這樣，我們的隊伍就輕便得多，作戰行軍，兩得其便。（下冊第３０７頁）
可知陳賡是１０月８日以後的某一天從鄂豫皖前線動身前往上海的。馮雪峰說的他同魯迅的會見是在夏秋之間，顯然是誤記。夏秋之間他還在前線作戰哩。不但路上要走一段時間，還可以設想，他不會是一到上海馬上去同魯迅會見的。他先得醫治受傷的腿。要治愈到能夠同正常人一樣在街頭行走，不致讓人一眼就看出是個傷員，總得要一段時間。再說，上海的同誌們把他說談的內容整理成文字材料，油印出來，送請魯迅去看，安排同魯迅的會麵，也得要時間。那麼，這次會見，就早也不能早過十月下旬，或十一月的。也不會更晚許多，更晚陳賡就得穿著冬裝了。可見樓適夷回憶的“秋天”，是合乎事實的。
也有人提出，還可能更晚一些。因為陳賡本人說過，“他本來約我再去談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從此再未得見魯迅先生”。因而認為這次會見是他被捕前“不久”的事。而他是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４日被捕的。“不久”以前，這次會見，會不會是在３月上旬呢？這樣就把樓適夷的“秋天”說也推翻了。不過我以為，“不久”是個彈性頗大的詞彙，幾個月也可以說作“不久”的。而在說這事發生在１９３２年這一點上，樓適夷和馮雪峰並沒有分歧。如果沒有更多的、更直接的證據，我對這個“三月上旬”說就隻好取存疑的態度。
“我”是誰？
２００５年版《魯迅全集》第１２卷第４４頁至第４６頁，是魯迅１９２７年７月７日致章廷謙的信。在信的結尾處，寫信人簽了名並記上日期：
迅七，七（洋七夕）
這封信算是完了。在這一行之後，還有這樣幾行文字：
斐君兄均此不另。
（再：頃聞中大情形頗改變，鼻輩計劃，恐歸水泡矣。騮亦未必穩。洋七夕之夜。）
陳西瀅張奚若也來此地活動，前天我們在丁惟汾先生處看見，丁先生要我將他們領到胡漢民處，我說有事，便跑出來了，出來告訴口口，於是口口在《市民日報》大罵驅逐投機分子陳西瀅，倒也有趣，現在不知道他們活動的怎樣。
七月七日發
吧兒狗也終於“擇主而事”了。
通常人們寫信，寫完之後，在信末添寫上一些字句是常有的事。魯迅寫信，有時也是這樣做的，這沒有什麼奇怪的。隻是上麵所引的這幾行，卻不能不使讀者發生疑問：這裏的“我”是誰？
在魯迅所寫的信件裏，這“我”當然是魯迅本人了。
那麼，一連串的問題就來了：
魯迅和丁維汾有過直接的交往嗎？
魯迅知道胡漢民的住處，能夠領人去他家嗎？
魯迅同陳西瀅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就已經論戰不休、勢同水火了，到了１９２７年他還有可能去給陳西瀅帶路嗎？（信中說，“我”是推說有事跑出來的，並不是根本不可能去帶路的）
還有，魯迅這信，是在廣州寫的，信中所寫的“此地”隻能是廣州。那麼，問題又來了：
陳西瀅他們要當投機分子，擇主而事，為什麼不到新的政治中心南京去，而要到這時已經人去樓空的廣州來？
胡漢民、丁惟汾都是國民黨中央的高官，這時豈不都是在新的首都南京嗎？
所有這些疑問，隻有一個答案：信末的這幾行，從“陳西瀅……”起，到“……他們活動的怎樣”為止，不是魯迅寫的，而是同年７月７日荊有麟從南京寫給魯迅的信中的部分內容。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４日魯迅日記：“得有麟信，七日發。”就是指的這封信。７月２８日，魯迅給章廷謙複信，覺得可以把荊有麟提供的這個信息告訴章廷謙，就從荊的來信中剪取了這一段附去，末尾添注上“七月七日發”五個字，並寫上“吧兒狗也終於‘擇主而事’了”一句批語。信中特地寫了一句；“吧兒跑到南京了，消息如別紙，今附上。”可知：第一，這段話剪取自荊有麟的來信；第二，這字條是附在７月２８日致章廷謙的信中。知道了這“我”原來是荊有麟，於是一切疑問都渙然冰釋了。
在１９８１年版的《魯迅全集》中，這一段話正是附在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８日致章廷謙信件之末，並加注說明是“荊有麟來信摘錄”。這樣處理是完全正確的。稍有可議的是注文中的“摘錄”二字，“摘錄”可以解釋為魯迅抄錄的，當會和魯迅的手跡一同保存下來。不如說“剪取”更符合實際。
這一次修訂《魯迅全集》的方針，據稱是以１９８１年版為基礎，隻改正其錯誤，彌補其不足。像這一處，１９８１年版並沒有弄錯，為什麼要把它改錯呢？有什麼理由要改動它呢？隻能認為修訂者並沒有看懂這信，才把沒有錯的看成錯的而加以改動了。有意思的是，把這段話從原來的７月２８日信之末移到７月７日信末之後，在７月２８日信中“消息如別紙，今附上”這一句之後，卻還保留了１９８１年版原有的注文，讀者看了這個已經沒有著落的注解，真要如墮五裏霧中了。
１９８１年版《魯迅全集》的校注工作誠然有不少缺點和錯誤，我就發表過好幾篇文章指出過一些。本來應該趁編印新版的時候改正一下的。結果呢，看２００５年版，是改正了一些，都仍舊有許多錯誤沒有改動。相反，像這樣原來並未弄錯的，卻把它改錯了。還不隻這一處呢。這真要叫做如何是好了。
補闕兩則
《江紹原藏近代名人手劄》（江小蕙編，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出版）是一部很有點意思的書。書中收魯迅、周作人、林語堂、蔡元培、胡適、錢玄同、鄭振鐸、俞平伯、徐誌摩、郭沫若、胡喬木、胡愈之等二十人給江紹原的信一百五十九封。既有手書的彩色影印件，又有印刷體的錄文和注釋。其中可見文壇掌故不少，也是關於近代史的一種可資參考的資料。這些今天都不去說它。隻說它對《魯迅全集》和《胡適全集》這兩部大書都提供了補闕的材料。
先說《魯迅全集》的。魯迅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１日致江紹原信，全文如下：
紹原先生：
兩日不見，如隔六秋。
季黻有信來，先以奉閱。我想此事於兄相宜，因為與人鬥爭之事或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
迅頓首十月廿一日
太太前乞叱名請安。
這信見於《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卷第８０頁。《全集》設有兩條注釋：注〔１〕是注“季茀”：“即許壽裳。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秘書。”至於“季黻有信來”，來信有何內容？“先以奉閱”，“奉閱”何事？則未設注。下文“我想此事於兄相宜”，注〔２〕即注“此事”：“指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意欲聘魯迅、江紹原等任該院特約撰述員。”這兩條注釋都是對的。問題是收信人江紹原當年無從看到這條注釋。他僅僅能夠看到未經注釋的原信，他怎麼能夠知道“此事”是怎麼回事呢？魯迅信中說了“先以奉閱”，卻並沒有“奉閱”任何事情，又是為什麼呢？看了這本《江紹原藏近代名人手劄》（第８、第９頁）就知道了：原來《魯迅全集》所刊此信，是並不完全的，它遺漏了一個重要的附件。魯迅將許壽裳來信中有關“此事”的一段裁了下來，附在信中寄給江紹原，“先以奉閱”。這裁下來許信的半頁，應該說是魯迅此信的組成部分。這一“附件”全文如下：
大學院將設編譯處，兄與紹原皆在延請之列。此機關辦法，與從前北京的完全不同，係延請專心著述而不兼他務者為主，版權固然歸本人，即印刷亦聽各人之便，自印或院印均可。弟意此事於兄及紹原均極相宜；院來延聘時，弗卻至盼。多有熟人在一起，固我所最日夕渴望者也。
紹原是否在滬，晤時乞為致意。壽山已得此間秘書，並附聞。
一切麵談。
弟裳上十月二十晨
收信人看到這一附件，當然就明白信中所說的“此事”是何事了。所以這一“附件”是魯迅此信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應補人原信正文之末。並在信中“先以奉閱”處設注，指明“奉閱”者指此附件。
再說《胡適全集》的。１９３０年４月１２日胡適致江紹原信，全文如下（見該書第２０３頁）：紹原兄：——
今午因英使館約吃飯，回來也許稍晚，故草此信通知，請你在五六時來談，以免相左。並乞原諒。
適之
十二日午
據書末注釋：“胡適與江紹原預先約定當日下午在胡寓研討出版歌謠叢書——《新國風叢書》一事，但因午間有英國使館的宴請，估計回來要晚些，故請江改在下午五、六時來談。此信特派專人自寓所北平米糧庫四號急送江寓後門後局大院五號。當時一般居民家中，無電話裝備，凡有急事或重要物件，隻能托派專人快速送達對方，以免誤事。”（第３６１頁）可以知道這信為什麼寫的了。
此信《胡適全集》失收，應補入第２４卷第４１頁致張元濟信（３月２７日）之後，第４２頁致白薇信（４月１４日）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