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對魯迅最後的態度，我沒有看到過他自己寫的文章，但是從賈植芳寫的《我的難友邵洵美》中看到了一點。文章寫的是他們一同坐牢時候的一次談話。他鄭重其事地對賈植芳說：
賈兄，你比我年輕，身體又好，總有一日會出去的。我有兩件事，你一定要寫一篇文章替我說幾句話，那我就死而瞑目了。
他說的兩件事，一件事是１９３３年接待蕭伯納是他出的錢，這一段話本篇前邊已經引述了。第二件事是：
我的文章，是寫得不好，但實實在在是我自己寫的，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是“捐班”，是花錢雇人代寫的，這真是天大誤會。我敬佩魯迅先生，但對他輕信流言又感到遺憾！這點也拜托你代為說明一下才好。
賈植芳不負所托，寫了文章代為說明。不過就從這說明中可以看出邵洵美對魯迅也有一點誤會。魯迅所說的“捐班”，是“……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由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頭銜自來，……”並未表示不承認這“惡作”是出自他本人的筆下。假如連惡作自己也寫不出，必得雇請槍手來代筆，那就要更低一個檔次了。魯迅寫這些文章，也不是因為輕信了流言，而是對於邵洵美發表在《十日談》上的文章作出的反應。在魯迅的《登龍術拾遺》中，可議之處隻有用了“贅婿”一詞，他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８日致陶亢德信中也用了“盛家贅婿”這字眼。這卻是不準確的。《辭海》的解釋：“贅婿，俗稱‘招女婿’。中國宗法製度下就婚於女家的男子。入贅後，須改從妻姓，所生子女從母姓。”顯然，邵洵美盛佩玉的婚姻不是這個情況。魯迅大約是為了強調邵對嶽家的依附程度，才故意用了“贅婿”一語吧。
最後講一件魯迅給《論語》半月刊寫稿的事。這刊物同邵洵美頗有關係。盛佩玉的回憶《盛氏家庭·邵洵美與我》一書中說：“那時林語堂提議出版《論語》，洵美當了後台老板兼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７頁）這刊物是邵家開的時代圖書印刷公司發行，所以說是“後台老板”吧。因為林語堂的約稿，魯迅在《論語》發表過好幾篇文章：《學生和玉佛》，《誰的矛盾》，《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論語一年”》，與魏猛克的《通信》。１９３４年５月，魯迅將《大美晚報》刊登的一條社會新聞剪寄給《論語》“古香齋”一欄，後來以《玄武湖怪人》為題刊出。魯迅在致陶亢德信中談到按語怎麼署名的時候，說：“《論語》雖先生所編，但究屬盛家贅婿商品，故殊不願與之太有瓜葛也。”
異中有同
魯迅與胡適，在從五四前後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中，這兩位都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那時，彼此間也有交情，互相尊重，這隻要看看兩人的通信就可以知道的。後來呢，卻是走上不同的道路了。照通常的說法，兩人分別成了文化界左右兩翼的領袖人物，在政治上，更說不到一塊去了。
可是，這兩位都是從五四走過來的人物，正像當年有使他們能夠在《新青年》上共同戰鬥的因素一樣，後來雖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還是不約而同，發表了相同或者相近的意見。下麵舉一點例。
例一：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７日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評《孔子誕辰紀念》，其中說：
最近二十年，世變彌烈，人欲橫流，功利思想如水趨壑，不特仁義之說為俗誹笑，即人禽之判亦幾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然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於精神幻滅之域。
魯迅不能讚同這種意見。他在９月２５日寫了一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刊登在１０月２０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上（後收入《且介亭雜文》），文章首先指出：如果說，“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然無存”，就並不是這篇社評所說的“最近二十年”的事，早就如此了：從公開的文字上看起來：兩年以前，我們總自誇著“地大物博”，是事實；不久就不再自誇了，隻希望著國聯，也是事實；現在是既不誇自己，也不信國聯，改為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了——卻也是事實。
於是有人慨歎日：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單據這一點現象而論，自信其實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後來信“國聯”，都沒有相信過“自己”。假使這也算一種“信”，那也隻能說中國人曾經有過“他信力”，自從對國聯失望之後，便把這他信力都失掉了。
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著“自欺力”。文章做到這裏，魯迅把筆鋒一轉：
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嚐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地戰鬥，不過一麵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這篇文章成了魯迅的名作。他說得真好，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說的，中國“曆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魯迅全集》第十四卷，第４１０頁）要不是曆代都有這樣的“脊梁”，中國又怎麼能夠“支撐以至今日”呢。
胡適也不能讚同《大公報》的這篇社評。他在９月３日寫了一篇《寫在
首先，胡適也不同意社評中“最近二十年”這一說。他說：“《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描寫的社會政治情形，不是中國的實情嗎？是不是我們得把病情移前三十年呢？《品花寶鑒》以至《金瓶梅》描寫的也不是中國的社會政治嗎？這樣一來，又得挪上三五百年了。那些時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論語》、《孝經》、《大學》是村學兒童人人讀的，還有士大夫講理學的風氣哩！究竟那每年‘洙水橋前，大成殿上，多士濟濟，肅穆趨蹌’（引者按：《大公報》這篇社評中語），曾何補於當時的慘酷的社會，貪汙的政治？”（見《胡適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版，第５２９頁）
胡適和魯迅從不同的角度反駁了這篇社評中“最近二十年”一說。在應該看到了“中國的脊梁”這一點上，兩人卻並沒有什麼不同。胡適激昂地說：
我們談到古人的人格，往往想到嶽飛、文天祥和晚明那些死在廷杖下或天牢裏的東林忠臣。我們何不想想這二三十年中為了各種革命慷慨殺身的無數誌士！那些年年有特別紀念日追悼的人們，我們姑且不論。我們試想想那些為排滿革命而死的許多誌士，那些為民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那些前兩年中在上海在長城一帶為抗日衛國而死的無數青年，那些為民十三以來的共產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他們慷慨獻身去經營的目標比起東林諸君子的目標來，其偉大真不可比例了。東林諸君子慷慨抗爭的是“紅丸”，“移宮”，“妖書”等等米米小的問題；而這無數的革命青年慷慨獻身去工作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個國家的自由平等，或他們所夢想的全人類社會的自由平等。我們想到了這二十年中為一個主義而從容殺身的無數青年，我們想起了這無數個“殺身成仁”的中國青年，我們不能不低下頭來向他們致最深的敬禮；我們不能不頌讚這“最近二十年”是中國史上一個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堅強的時代。他們把他們的生命都獻給了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主義，天下還有比這更大的信心嗎？（見《胡適全集》第四卷，第５３２－５３３頁）
胡適表示要向他們致最深的敬禮的人中，明確包括了為共產革命而死的青年。這些人，像柔石，像殷夫，魯迅的這篇文章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這一點，心裏必定是想到他們的。魯迅不但想到戰死者，還想到了那些在苦難環境中戰鬥著的人們，像瞿秋白、馮雪峰他們。他說的，就是現在也何嚐少呢，他們在前仆後繼地戰鬥，就是說的他們吧，就是寫自己對他們的懷念吧。胡適可隻是寫到了戰死者。這時，“圍剿”蘇維埃區域的戰爭正在進行，他大約也沒有膽量去頌讚正在同“圍剿”軍作戰的人們吧。
可是，就是隻說到這個分寸上，也還是遭到了攻擊。湖南省政府主席兼追剿軍總司令何鍵致廣東當局的電報中，說胡適此文“公然為共匪張目，謂其慷慨獻身，超越嶽飛、文天祥及東林諸君子之上。喪心病狂，一至於此……鍵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說披猖，動搖國本……”胡適把報紙上登出的這個電報全文轉錄在《獨立評論》上（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二卷，第２７８頁），算是立此存照吧。
例二：１９３５年３月７日魯迅寫的《“尋開心”》一文（刊登在４月５日《太白》半月刊上，後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中提到了當時文化思想界的幾件事：其中有一件是廣東提倡讀經，還有一件事是薩孟武、何炳鬆、王新命等十教授發表了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對這兩件事，這篇文章都表示了批評的態度。
對於廣東提倡讀經這事，魯迅引用了提倡者編印的《經訓讀本》：“孔子謂曾子日：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魯迅問，“那麼，‘為國捐軀’是‘孝之終’麼？”他接著答道：“並不然，第三課還有‘模範’，是樂正子春述曾子聞諸夫子之說雲：‘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指出了他們的自相矛盾。
對於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這篇文章沒有正麵提出批評。魯迅是３月７日看到報紙上刊出的“北平大學教授兼女子文理學院文史係主任李季穀氏讚成《一十宣言》原則的談話”，當天就寫了這篇文章。文中引用李氏的談話：“為複興民族之立場言，教育部應統令設法標榜嶽武穆、文天祥、方孝孺等有氣節之名臣勇將，俾一般高官戎將有所法式雲。”
文章對這兩件事合評說：“凡這些，都是以不大十分研究為是的。如果想到‘全而歸之’和將來的臨陣衝突，或者查查嶽武穆們的事實，看究竟是怎樣的結果，‘複興民族’了沒有，那你一定會被捉弄得發昏。”
對於這兩件事，胡適也正是持批評的態度。他在《南遊雜記》中記下了１９３５年１月他在廣州同陳濟棠談話的情形：
陳濟棠先生的廣東官話我差不多可以全懂。……他說的話很不客氣：“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嶽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說：生產建設可以盡量用外國機器，外國科學，甚至於不妨用外國工程師。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裏去尋求。這就是他主張讀經祀孔的理論。……
我靜聽到他說完了，我才很客氣的答他，大意說：“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引者按：陳濟棠字伯南）的主張和我的主張隻有一點不同。我們都要那個“本”，所以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祀禮，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
他很嚴厲的睜著兩眼，大聲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我平心靜氣的對他說：“五千年的老祖宗，當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絕大多數的老祖宗說來，他們在許多方麵實在夠不上做我們‘做人’的榜樣。舉一類很淺的例子來說罷。女人裹小足，裹到骨頭折斷，這是全世界的野蠻民族都沒有的慘酷風俗。然而我們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聖大賢，兩位程夫子沒有抗議過，朱夫子也沒有抗議過，王陽明、文文山也沒有抗議過。這難道是做人的好榜樣？”
他似乎很生氣，但也不能反駁我。（見《胡適全集》第十卷，第４６２－４６３頁）
陳濟棠說不過胡適，但是總司令有總司令的威權，原來已作安排的胡適在廣州的學術講演都被取消了。
回到北平之後，胡適對這兩個問題都發表了文章。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中，他表示了對於薩孟武、何炳鬆等十教授的這個宣言“頗感覺失望”。以為它“正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式的化裝出現”：“說話是全變了，精神還是那位《勸學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據中國本位’，不正是‘中學為體’嗎？‘采取批評態度，吸收其所當吸收’，不正是‘西學為用’嗎？”
在這篇文章裏，胡適從正麵指出：
文化各方麵的激烈變動，終有一個大限度，就是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所以“中國本位”是不必勞十教授們的焦慮的。……不應該焦慮那個中國本位的動搖，而應該焦慮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並不在十教授們所痛心的“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征”。我們的觀察，恰恰和他們相反。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大深了。（見《胡適全集》第四卷，第５８１－５８２頁）。
在這裏，胡適提出了以後幾十年間備受責難的“全盤西化”的口號，對此，他作過一些解釋，一些限製，例如說“‘全盤’的意義不過是‘充分’而已，不應該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數量的解釋”。（見《胡適全集》第四卷，第５８５頁）“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隻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二卷，第２５５－２５６頁）詳細論述胡適的這一觀點，不是這個題目應有的內容，這裏就不再談下去了。
關於讀經。胡適在他編的《獨立評論》第一四六號轉載了傅孟真為《大公報》寫的星期論文《論學校讀經》。作為呼應和闡發，同期還發表了胡適的《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一文。傅文指出：“經過明末以來樸學之進步，我們今日應該充分感覺六經之難讀。……今日學校讀經，無異於拿些教師自己半懂半不懂的東西給學生。……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這樣的效用，究竟是有益於兒童的理智呢，或是他們的人格？”胡適的文章引用了這他以為是“最精確的一段”，指出“我們可以預料提倡讀經的文武諸公決不會了解的”（見《胡適全集》第四卷，第５６７頁）。在這篇文章裏，胡適舉了好些例子說明了解經的艱難，從清代的樸學家到和他同時的丁聲樹、吳世昌、楊樹達這些學者是怎樣一個字一個字求解的，最後得出結論：“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見《胡適全集》第四卷，第５７３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