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欲先發製人，實行優恤政策，一步一步達到撤藩的目的，而吳三桂則拚命維持自己既得利益，與清廷鬥智鬥勇，展開了壚藩的一係列鬥爭。
一、針鋒相對，撤藩必反
順治皇帝去世的時候，朝廷毫無撤藩之意，相反，對孔有德、尚可喜要求引退，一再挽留，授以重權。而且對吳三桂，尤其看重，把雲貴兩省的軍政太權一並授給了他。為了同南明王朝的鬥爭，順治帝堅持讓他們留下來。他也曾表示，應等到天下太平無事時“一並另議”。順治帝沒有等到這一天就去世了，把這一重大問題留給了他的兒子康熙皇帝去解決。
聖祖繼位時，由索尼等四輔臣執掌朝政，他們繼續執行世祖的政策，依賴他們鎮守南疆，對付南明殘餘勢力和叛服無常的少數民族的土司及海上鄭成功的抗清力量，對吳、尚、耿三王百般籠絡，昕任三藩自行其事。當外部矛盾——同南明的農民軍餘部的鬥爭結束，內部的矛盾便突現出來。世祖欽命，把“三王”留鎮南疆，本意是以三王“世守邊圉，以為藩鎮”，藉以“藩屏王室”，維護清朝的穩定統治口然而，事物的發展卻走向了清朝統治者願望的反而。四輔臣的政策，恰好鼓勵與助長了三藩勢力的急劇膨脹，不僅不能護衛王室，反而形成了一股與它抗衡的政治軍事力量。
在四輔臣執政的六年期間，三藩漸成割據之勢。他們各握兵權，擁兵自重。尚可喜、耿精忠各有旗兵十五佐領，綠雷兵七千人左右，丁口各二萬。按一佐領甲十二百人計算，十五佐領應為三千人，加上綠營兵，各有軍隊萬餘人。這是朝廷準於額設的兵數，除此，他們各“旗下所蓄養甚眾”，恐怕要超過額兵數。吳三桂的兵員最多，實力最雄厚。他平定雲貴，兵力多達七萬餘人，後屢經裁減，又有一些將領調離雲貴，帶走一些軍隊，仍定製五十三佐領，計甲士萬餘人，綠營兵一萬二千人，總共二萬三千餘人，。還有丁口數萬。吳三桂掌握的軍隊遠遠超過了尚、耿二王的兵力，比他們的總和還多一些。實際上，吳三桂的軍隊遠不止二萬，他明裏裁軍，暗地裏繼續征兵，他“按地加糧，按糧征兵”，因此，他的軍隊有增無減。如果加上他在外省的心腹將領所領的軍隊，受其控製的軍隊就更多了。三藩掌握南方教省的兵權，各領精兵猛將，形同軍事割據。
尚、耿同吳三桂一樣，都享有政治上、經濟上的種種特權。他們持此來擴展自己的實力。尚可喜專製廣東，在廣東私設征收苛捐雜稅的“總店”，連日用雞豚及蔬菜水果等不稅之物一概加倍抽稅，其他如銅、鐵、錫、木材等除按規定納稅外，又加私抽稅，此種盤剝，每年不下十餘萬兩白銀。總之，“凡米穀魚鹽，芻茭布帛之屬，市儈侵漁，利歸王府。”廣東有通海之便，尚可喜大搞海上私販，牟取巨利。“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耿藩所在的福建，盛產魚鹽，其“利為天下最”，百姓皆以此為生。耿藩“橫征鹽課”，“荷派夫驛，勒索銀米”，掠取大量財富，他利用海運之便，跟荷蘭及東南亞各地大搞走私貿易，無所顧忌。他們同吳三桂一樣，各在自己的統治區非法從事種種經濟活動，已經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帶來了不良的政治影響。
吳、尚、耿一麵搜刮民財，聚斂財富；一麵伸手向朝廷索取千百萬糧餉和經費，用於養兵和行政及生活開支。三藩所屬將吏士卒所需俸餉，動以巨萬，征調各省“協濟”雲貴、廣東、福建。以順治十七年為例，雲南一省年需停餉九百餘萬兩，“天下正賦錢糧其數當不及此也”！加上福建、廣東兩省餉銀，共需二千餘萬兩。而這年的全國軍餉也才不過一千七百餘萬兩。康熙五年（1666年），左都禦史王熙指出：“直省錢糧，半為雲貴、湖廣兵餉所耗。就雲貴言，藩下官兵歲需俸餉三百餘萬，本省賦稅不足供計一（十分之一），勢難經久。”因此說“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實非虛語。朝廷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還是常常不夠用，因欠餉而發生兵士逃亡、暴動的事時有發生。每有餉不足，他們就連章告急；有了剩餘，隱匿不報告，支用情況，也不叫戶部核查。三藩需求浩大，常使各省為難，也使負責錢糧的戶部疲於奔命，整個財政為此陷入困難的境地。
三藩的存在，在經濟上已成為國家的巨大負擔。
至撒藩前，尚可喜年老多病，獲準由其長子尚之信理事，他“以凶虐橫於粵”，耿精忠“以稅斂暴於閩竹，吳三桂在雲南“尤驕縱”。
顯麵易見，三藩問題日益變得嚴重起來。造成這一後果，要而言之，有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吳、耿、尚“三王”有意保持和擴大自己的實力；二是從順治到康熙初年，兩朝給予他們過多的特權和優待，在客觀上鼓勵和助長了他們的勢力的惡性膨脹。他們久握精兵，橫行一方，自行其是，不能不與日益加強的中央集權和國家的統一產生尖銳的矛盾。
康熙六年（1667年），聖祖剛滿十四歲，已到了獨自處理政務的時候了。七月，舉行親政大典，輔政四大臣（首席輔政大臣索尼剮去世）已完成曆史使命，正式把朝廷大權移交給這位少年天予。過了二年，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聖祖毅然下令逮捕了專橫跋扈的四輔臣之一鼇拜，才真正把權力收歸自己手中。聖祖親政，朝綱獨攬，標誌著以君主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在迅速加強，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已經開始。不言而喻，形同割據的“三藩什跟日益加強的中央集權的矛盾和衝突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聖祖久有撤藩之意，據他自己說，“朕自少時，以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他親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至康熙三十一年，字跡還保留在柱子上。聖祖以敏銳的目光洞察三藩對國家已構成腹心之患，把它列為自己執政所必須解決的三件大事的頭等大事，時刻思慮裁撤的時機與辦法。
聖祖深慮“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郛致不測”，雖早有撤藩的打算，衛以三藩掌握精兵猛將為憂，不敢貿然采取行動。在撤藩前的一二年間，即從康熙十一年到十二年初，聖祖十分關注雲貴的動向，有目的地進行人事變動，多方籠絡吳三桂的部屬。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聖祖突然決定“敘征緬甸，獲偽永曆朱由榔及進雲南、貴州、征水西功”，大賞吳三桂屬下有功將士：授給都統何進忠為一等精奇尼哈番；護軍統領夏國相、副都統吳應期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都統吳國貴、副都統高得捷、高拱宸、參領傅其棟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統楊珅之子楊延先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統李天植、博文元之子李廷璧、傅天柱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白護軍參領楊奉元等以下一百二十七人，都各授給世職不等。
征雲貴事已過去了十餘年，卻遲至康熙十一年才敘功給授，從中可以窺見聖祖有意施恩於吳三桂將領，加深他們對朝廷的感情，使他們對朝廷懷恩圖報。
聖祖提拔吳三桂部將，委以重任。康熙十一年五月，聖祖任命吳三桂藩下參領張足法為雲南援剿右鎮總兵官。張足法從參領一下子提到總兵官，實為破格提拔，聖祖特在北京接見他，麵授權宜：“茲特簡授爾邊疆總戎之職，爾其練習兵卒，修整器械，俾兵民相安，副聯一體愛養至意。”同年六月，把雲南“義勇營”總兵官馬惟興詞到福建興化任總兵官。七月，特派一等侍衛吳丹前去傳達他的諭旨：“茲授爾福建濱海重地，特加恩賚；異於別鎮，爾須加意鎮守，以盡厥職。”賞給馬惟興鍍金盔甲全副、表裏各二匹。聖祖的諭旨和賞賜，向馬惟興明示，皇帝特別看重他，給予比其他總兵官更優厚的禮遇。聖祖對張足法、馬惟興的提升和諭旨：接見、派專使賞賜，都是不同尋常的。在此之前，聖祖還提升參領王永清為貴州黔西總兵官，升雲南左鎮中軍副將王景為雲南援剿右鎮總兵官。聖祖的舉動，使人強烈地感到，他有意識地在分化吳三桂的勢力，力圖把他的心腹人物拉出來，作為朝廷的耳目，以備將來之用。
與此同時，聖租也把自己親信之人派往雲貴。康熙十年（1671年）初，聖祖派吏部右侍郎曹申吉為貴州避撫。此人不爭氣，後來吳三桂叛亂時，他叛清降吳。調原貴州巡撫佟風彩出任河南巡撫。同年四月，雲南巡撫李天浴“疏請終養”，聖祖批準。五月，另派原任江寧巡撫朱國治為雲南巡撫。雲貴總督是在康熙七年底任命的，原任總督卞三元是吳三桂的人，他提出“終養”老母，聖祖也不慰留，馬上提升直隸巡撫甘文焜為雲貴總督，八年初，又加兵部尚書銜，以重事權。康熙十一年五月，升陝西隴右道李興元為雲南按察使司按察使。
總兵官是地方最高軍事長官，關係重大。聖祖不時地調整雲貴總兵官人選，康熙十年二月，調廣東右路水師總兵官杜輝取代“以病乞休”的陳德，任雲南永北總兵官。十一年十一月。以原任廣東饒平總兵官吳啟豐為貴州安籠總兵官。十二月，將雲南前鎮總兵官馬寧調出，升為湖廣提督。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月，任命吳三桂藩下長史衛樸為雲南援剿後鎮總兵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