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當時形勢，吳國貴之計，帶有相當大的冒險性。因為此時北上與初到湖南北上大不相同。那時吳軍聲勢浩大，銳氣正盛，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直至京師，無處不有響應者。清朝對此事件原無準備，如趁此時它兵力未集，利用這個有利的形勢，毅然北上，必然會所向無敵，至少可在黃河以北站穩腳跟，清朝必以重兵趨北京勤王，而南方空虛，可讓耿精忠獨擋南方數省之征剿。吳三桂計不出去，駐兵湖南不進，一則給清朝以喘息時間，使它有足夠時間調兵遣將，傾注全國兵力於江南一羈之地，造成了自己的優勢；吳軍則年隨一年地失去優勢，變主動為被動，以致成現在之局而！吳國貴在吳三桂死後，敢於說吳三桂的所為是“大誤”，表現出他的氣魄和遠見。他提出此時北上，一個不利的條件是，他們的軍隊已由盛而衰，銳氣已失，鬥誌下降，多年征戰，傷亡甚重，久經戰鬥的老兵急劇減員，新增的兵員，論素質和戰鬥力都不能跟老兵相比。從清朝方麵看，它在征戰中已完成了全而備戰，兵員和兵器、火藥等軍需物資裝備、糧餉都已相當充足，保證了前線的供給。特別是它的八旗兵已從戰爭初期的驚慌失措中恢複了戰鬥力，而且越戰越強，顯示出無堅不摧的威力。一句話，雙方強弱之勢各向其相反的方向發展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吳軍毅然北上，必然充滿了巨大的風險和困難，甚至有覆沒的可能。這一不利條件，吳國貴似乎已充分地估計到了，正如他以巨大的決心所表示的：“勿畏難，勿惜身，寧進死，勿退生！”寧肯在前進中死去，也不在後退中括著！這是一種孜孜以求的進取精神，是要建功立業，而不圖個人之私利、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倘要幹一番事業，此種精神必不可少！
如果再仔細推敲，反複惦量吳國貴的戰略，並非全是冒險麵無可行性。從全局考慮，清軍幾乎是傾巢南下，這在防禦上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漏洞；長江以北特別是黃河南北，已呈現真空狀態，屢次征發禁旅，連駐守京師的兵力也為數不多，已到了無兵可發的極限。為了戰爭的需要，朝廷從東北地區征發了黑龍江寧古塔（今寧安）兵，直至黑龍江以北的索倫兵，還有吉林烏拉兵、今遼寧省的盛京兵、長城以北蒙古諸部的騎兵。在平息王輔臣叛亂後，又征調了陝西兵。各處援兵雲集長江以南。北方各重點城鎮駐兵為數不多。以康熙十三年十二月所報長江沿岸及以南一些重點城鎮駐兵為例：如武昌府隻有巡撫兵一千五百名、城守參將所屬一千名，新近設水師剮將與官兵一千名，總計三千五百名。南昌現有總督標兵三千名、城守官兵五百名及水師官兵一千名，總計四千五百名。安慶有巡撫所屬官兵一千五百名及城守官兵一千名，還有新設安徽提督官兵三幹名，計五千五百名。這幾處城鎮是戰略防禦的重點，為防禦和阻擊吳軍，陸續增加兵員，多者也隻有五千餘人，平均每城不過四千餘人。如無戰事，常駐兵不超過三千人。以此推算，北方一般城防至多不會超過二千人，有的可能更少，也僅有幹百人罷了。這些駐防兵不足以應付戰事，僅夠維持地方治安秩序而已。聖祖於初期尚注意北方防務，當他看清吳三桂無意北上，便放心大膽地傾注全部兵力於江南。如果吳國貴的方針得以實行，乘虛而入，就會給清朝一個出其不意的打擊，清軍再從南方各地北調追逐，勢必疲於奔命，一時難以應戰。仍在陝西活動的叛軍餘部及固守興安、漢中的大股叛軍、據有四川的吳之茂等就會立即配合。當清軍從南方北調，就會解除或減輕它對據守的叛軍的軍事進攻。台灣鄭氏軍隊再乘虛占據福建、廣東沿海城鎮，可能會乘機向內地擴展，必然牽製清軍的部分力量。吳軍水陸齊出，攻打清軍措手不及，便有可能直下河南、河北地區。以當時吳兵力，如集結各處兵員，至少可達十萬人以上。不會成為問題。吳國貴的戰略，“剜中原之腹心”，斷絕清朝賴以生存的東南漕運，更致清朝於險境。他認為即使不能統一全國，也可得黃河以南而自立一國政權。完成此舉，並非一件易事，必以困獸之鬥，“拚死決戰”的精神，一往無前，方有成功的希望。
吳國貴的戰略，既大膽，又冒險，而且不無實現的可能。肴得出來，他是吳三桂營壘中一個頗有眼光、有膽有識的統帥人物。但此議沒經慎重討論，就輕易地被否決了。
吳三桂死後，遲至十月才發喪，胡國柱等用棉裹吳三桂遺體，秘密載往常德，由此載運回貴州、雲南，頗為方便。吳三桂孫吳世璠沒有去衡州，隻迎至貴陽，並在此即帝位，以貴陽府貢院為其行宮，定明年為“洪化”元年（康熙十八年），給其祖父上尊號“太祖高皇帝”，父吳應熊為“孝恭皇帝”。官製皆依吳三桂所定，對各將吏都有所封賞，以吳三桂所封大學士方光琛、新封國公郭壯圖為腹心，吳三桂的侄、世璠的叔叔吳應期晉封楚王。經過一番明爭暗奪，郭壯圖的女兒嫁給吳世璠，被封為皇後。吳世瑤召顧命大臣曹申吉等人赴雲南，隻有曹申吉聽調應命，其餘皆托故不到。吳世璠即位時就遇有不祥之兆。在胡國柱奉命築壇代條時，“陰風疾起”，燈燭皆滅。這一說法，不過是人們在吳軍敗後，追述前事，以此偶然現象來比喻吳必敗而已。
吳三桂死後，諸將領否決了北上爭天下之議，專力保守雲貴，但也不想輕易丟棄湖南，還在盡一切力量力圖保住湖南。這對保住雲貴仍然是一大關鍵。願望如此，卻不能左右形勢的逆轉。自吳三桂一死，軍心進一步渙散，愈發不可收拾。吳應期堅守嶽州，勉強維持到康熙十八年正月，便棄城衝圍而逃。丟棄嶽州，湖南門戶洞開，時刻待命渡江的荊州清軍於正月二十七日蜂湧渡江，千帆竟發，漫江而來。聖祖下令展開總攻擊，遂成破竹之勢，吳軍全線潰退……
吳應期自嶽州撤出後。奔長沙，不敢多停留，於正月二十九日燒毀船隻，棄城逃跑，率殘部投向辰州，胡國柱也同吳應期撤出長抄，退屯辰龍關，與吳應期相犄角，企圖力守。
吳軍一撤出長抄，清軍隨後人城。長抄不戰而得。聖祖指示：“賊失嶽州、長沙譜要地，正當驚惶騷動之時，乘機進取衡州，擊滅逆賊，殊為要務！”他命令大將軍察尼，發水師營總兵官等率綠旗兵三千八百、沙船一百、快船八十赴長抄，除此，速發滿洲兵，多帶船炮，盡快至長沙。給廣東尚之信發布進軍命令：“乘此各路賊寇渙散之際，平定廣西。”他要求尚之信、將軍莽依圖、舒恕、額楚、傅弘烈、總督金光祖等“勿失時機，速定廣西。”下詔江西總督董衛國，率所部兵赴大將軍嶽樂處，協力攻取衡州等地。
荊州清軍一路由署都統多謨克圖等率師渡江，據守對岸的太平街、虎渡口等處的吳軍放棄抵抗，悉數潰逃。一路由順承郡王勒爾錦率領，比前一路遲二天，即於二十九日渡江，駐元始，前隊官兵分路追剿，鬆滋、枝江、宜都（均在湖北省境，荊州上遊，長江南岸），還有石門、慈利諸縣與澧州的吳軍不戰而逃，盡被清軍收複，守百裏州（鬆滋附近），吳將洪福率舟師投誠。二月十四日，勒爾錦抵澧州，遣派固山貝子準達等率部進取常德。吳軍不守，在清軍未到之前，縱火焚燒城中房舍與船艦，然後逃遁。十八日，清軍人常德府。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先後攻下華容、安鄉、湘潭，二月初七日收複衡山縣（今仍名），令前鋒統領希福等收衡州。吳軍聞風喪膽，吳國貴、夏國相等自度難守，棄城麵逃。十三日，喇布率清軍開進衡州。這座曾被吳三桂即位時更名為“定天府”的行在，固守多年而一朝失掉，沒有逃脫的官員一百餘人投降。清兵沒有停留，由衡州繼取末陽、祁陽（今仍名），三月五日，再克寶慶（邵陽市）。
自正月吳軍由嶽州撤退，湖南戰場形勢為之一變：各處吳軍不守，聞風即逃，其勢如退潮，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自北而南，吳軍毫不停歇地向後退去，清軍馬不停蹄地尾隨緊緊追逐，幾乎是兵不血刃，追到一處，得到一處。於是，在湖南的廣闊戰場上，出現了一種戰爭的奇觀景象：一方鐵騎如雲，玉軸相接，似狂潮奔騰，似疾風驟雨，滾滾向前，席卷而來；一方丟盔卸甲，潰不成軍，急急如喪家之犬，狂奔逃命。造成這種局麵，其根本原因是吳軍失去統一指揮，將帥們已完全喪失鬥誌，無心抵抗，清軍未到，率先逃跑。至三月間，吳國貴、馬一寶、夏國相棄衡州出逃，奔水州（零陵），被穆占部擊敗，逃向新寧（今仍名），再逃至湖南的西南部、接近貴州的武岡（今仍名），暫獲喘息，駐紮下來。清軍取永州後，南下取永明（江永）、道州（道縣）、江華（永明東南側）、東安（今東安南）等縣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