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藩中，副將以上的將官，究竟有多少手尚難統計，估計不會少於幹名。所謂“逆屬舊人”，是指“吳三桂名下真正家仆舊人”，在雲南或別省投靠來的人，不在此內。一句話，清朝視為危險的是從早年就追隨吳三桂、與他共命運的那批人。如在遼東時期，或入關後，遼東人投到他門下而被收留下來的人，清朝還把“逆賊所屬匠役人口”，也包括在這批人之內。他們因為跟隨最久，與吳三桂已結成了共同的利益，這些人才是吳三桂的“真正家仆舊人”。他們“助逆”最多，但未曾領過兵，未同清軍對抗過，一律處死，處分太過；如留在雲南，惟恐不知何時故態複萌，敵將這批人悉數遷移北京。他們的人數遠比副將以上的人多。據平吳後任雲貴總督範承勳報告，他“通查偽包人（指王府服役人員）數”，據原檔冊報官役人共一千一百六十四名，而實際起發京師的達六千三百零五名，還有續收候發的人口為一百二十名，原藩下兵士，原檔冊報為二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名，而已起發赴京師的則有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二名，還有一百八十一名尚待續發。這就是說。實際清查出來的“真正家仆舊人”，包括其兵丁，比原報官記錄在冊的人數要多出不少。這說明，吳三桂當初有意隱瞞了藩下大量人口。
聖祖把人數眾多的副將以上的將吏和吳三桂的所有舊人、兵丁悉數調到京師，是給予妥善安排嗎？不是。朝廷要對他們逐個進行甄別，分清每人“從逆”情罪輕重，把那些他們認為“可惡”的“從逆”者統統查出來，然後加以消滅。這些未載人清官方檔案，因為殺的人太多了，有失清朝和聖祖的德政，故修史時，未編纂人。但至今當年被流放的吳三桂的部下兵了後裔們說：他們的祖先早就傳下話，當年凡副將以上的將領都殺頭了。他們並沒有讀清史，但說法卻與清官方記載完全吻合。不過，清官方投說殺頭。這是不言而喻的，無須說明，是盡人皆可以想見的。
該殺頭處死的人員，包括其家屬，依今天看，尚未成年的男孩（16歲）也在被殺之列，累計何止千百人！而被處死的人的家眷、親屬，無不受到株連，或死，或沒官為奴，家產全被沒收。要把這些人也算在內，又何止成千上萬！聖祖及其統治集團這樣做，實則是對已放下武器的投誠人員的一次血腥鎮壓，是一次勝利者對失敗者的瘋狂報複。聖祖的政策和行動，最深刻地反映了清朝封建統治者的陰險和刻毒的本性！
聖祖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株連無辜，又使幸免一死的成千上萬的人被流放，世世代代遭受苦役，麵永世不得翻身。吳三桂的藩眾除被處死之外，不管官吏，還是士卒都被流放邊地。東北是主要流放地。康熙末年，據“羈官”於遼東的王一元所見，沿途看到許多站丁。蓬頭垢麵，生活極苦，問及他們，都說原是吳三桂的部屬，被發來塞外克站丁苦役。一些佐領一級的將官也同士卒一樣地位，不過，這些士卒還保持著以往習慣，稱他們為“老爺”。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任職漠河礦局、辦文案、交涉事的宋小濂，著有《北微紀遊》，據他親身經曆，從伯都納城（吉林省扶餘市）至璦琿計一千六七百裏，共二十餘個驛站，均為康熙年間抗擊沙俄時所建。他曾詢問過這些站丁，他們稱：當年吳藩被平定後，其餘黨被遣發，赴極邊充當站丁，他們是其後代。“他們非滿非漢，至今（指清朝末年）子孫不得人仕途，貧苦之狀難以言喻。”東北地區是發遣罪犯的“理想”之地，路遠，荒涼，苦寒，足以實施懲罰。康熙二十一年初，聖祖東巡祭祖，至烏喇地方（吉林市），“見其風氣嚴寒”，內地發遭流放犯苦不勝寒，頗動側隱之心，指示以後發遣發到遼陽即可口但他強調，“反叛案內應流人犯仍發烏喇地方，令其當差。”吳三桂的餘眾自今遼寧、吉林，北至寧古塔、黑龍江沿岸，發遣東北各地為數相當多！
還有一些士卒被發遣到塞外喀喇河屯（今承德市灤河鎮），從事看守行官的下賤職業。據調查，現居住承德市灤河鎮一帶，婁、劉、王、樸四姓，都來自雲南，至灤河稱宮省族，其祖先都是吳三桂的兵。平定叛亂後，他們被發遣到這裏，不準當兵，隻能看宮門打更，這一職業同站丁一樣，為世襲，永遠處卑賤地位！為謀生計，他們白天做小買賣，晚上打更。世代如此，直至清亡。
十五、盛衰成敗，引得後人鑒
吳三桂掀起的一場政治的與軍事的大動亂，在猛烈地持續丁八年之後，終於平息下來，又恢複了事變前的平靜。它留下來的問題是，應當怎樣看待這場大事變，以及怎樣評價吳三桂。吳三桂起兵叛請，大致來自兩個方麵的原因。首先是主觀的，以吳三桂為代表的原明朝一大批將吏，搖身一變而成為新朝的權貴、創建新朝的元勳。他們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他們看來，從清朝新主人那裏得到的福貴、權力、地位都是理所應當的。他們與清朝的關係並非是休戚與共，魚水交融，真正地融為一體，而是一種類似主顧的關係，他們受雇於清朝，自然要獲取合理的報酬。麵一旦停止這種報酬，如像對吳三桂等人那樣，完全剝奪其利益，他們就會翻臉不認人，不惜孤注一擲，鋌而走險。他們對清朝將損失掉什麼，毫無痛惜之意。他們從半路加^了這個政權，沒有跟清朝結成那麼深的關係。為保護政治上與物質上的特殊利益，是吳三桂悍然起兵的主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