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清代自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內憂外患，國勢日漸衰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然而，在這一特定的曆史時期，湧現出了不少文人士大夫，他們憂國憂民，為文恣肆汪洋，論史縱橫捭闔，賦詩慷慨悲歌。這些作品，對於揭示清代社會矛盾和披露官場險惡，從不同角度為研讀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湘人李壽蓉及其作品即是其中之一。
李壽蓉（1825—1895），字椷叔，一字均裳，號篁仙，長沙河西杉木橋（即今望城縣新城鎮杉木橋村）人。李壽蓉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三。年少時讀書長沙城南書院，與王闓運、龍皞臣、鄧彌之、鄧葆之同師陳本欽先生門下，攻八比文，常賦詩酬唱，時稱“湖湘五子”。李壽蓉年紀略長於幾位同窗，學業亦冠同窗之首。王闓運稱李壽蓉：“學八比試帖大卷，皆甲於四子。”（《天影盦詩文序》）其二十一歲時，先攻科舉，於道光己巳成博士弟子，補廩生。此後，李壽蓉不孚眾望，脫穎而出，於鹹豐辛亥（1851）中舉，又於丙辰（1856）科考中進士，授官戶部主事。
“湖湘五子”中唯李壽蓉科舉成名，這在當時是最令他的恩師欣慰的事。不料此後李壽蓉的仕途極為坎坷不平，他因戶部錢鈔案所牽累，身係囹圄，下獄三年。究其始末，事出有因。
鹹豐六年（1856），由於滿清朝廷局勢江河日下，財政日用不足，便擬鑄銅鐵鉛大小錢，更名錢肆為“五天、四乾、五宇”。鑄錢屬戶部下轄的鈔局主管，委托商賈發行。不久，朝廷又廢除“五宇”錢。其時錢幣已經開始發行了，這一興一廢，便出現了漏洞，不少商家從中獲利。李壽蓉指出：“……尋廢不行，五宇則亦壞，商賈牟利多自肥也。”（《書日者列傳後》）當時，精明的商賈趁機將作廢的錢鈔上交官鈔局，以求抵數，填補官鈔，鈔局的人當然拒絕，不予收訖。事情的經過是：“賈人先以已廢鐵錢二十萬貫，請彌官幣，鈔局主者不之許，賈人即寄存局中廊下。越年餘，請領回。椷叔適入局，主者以告椷叔曰：‘此自局中未收之錢。’”（朱克敬《榆囹讀史草總序》）從這裏可以看出：鈔局從鑄錢到廢止，到商家以廢錢充數填局的所有過程，其時李壽蓉尚未入戶部。事後，李壽蓉對以前鈔局所發生的事也隻是僅有耳聞。
隨後，這事讓尚書肅順察覺到了，他便以此作為把柄，欲追查到底。肅順本來很看重李壽蓉的文章氣節，且與之“折節為昆季交”。就商賈將廢鐵錢存放在鈔局一事，肅順興師問罪，委派李壽蓉為之立案調查。李壽蓉性本耿介，初入官場，沒有充分領會主子欲黨同伐異的真實意圖，隻是如實回稟。這在肅順看來，多少有些為鈔局的人開脫，因此對李壽蓉大失所望，並指責為“君欲從井底救人耶？”李壽蓉則曰：“某何能救人，但不忍下石耳。”（朱克敬《榆囹讀史草總序》）如此各執一詞，肅順盛怒之下，將戶部中與“錢鈔案”毫不相幹的人統統彈劾，株連竟達百數十人。肅順持此一端即以戶部的僚屬們“難保無營私舞弊情事”為由而興大獄。事後有人言及此“難保無”三字，頗似南宋的“莫須有”。
李壽蓉與戶部眾僚一同被打入刑部牢獄，隨之被抄家籍沒。家中除了幾十卷書與隔宿之糧外，一無餘財，論以營私舞弊，從何談起。其時李壽蓉的夫人蔣氏在京，正身懷六甲，聞丈夫下獄，憂心加劇，不幸流產，兩天後蔣氏因血崩而亡。按李壽蓉《報聶亦峰太守書》稱：“至此門庭扃錮，骨肉流離，仰事既艱，而俯無可蓄。遺一伶仃弱女，一老嫗將之，寄人籬下耳。”此一伶仃弱女後嫁給本邑庠生劉熙齡。之後，李壽蓉續娶王氏，所生次女即“戊戌六君子”中的譚嗣同之妻。
冤獄興始，李壽蓉在獄中自視無罪，一切聽之任之。於是苦中求樂，自稱“居獄中讀書自適，猶是天堂”。每以讀《史記》、《漢書》打發時光。偶有所得，或長嘯而成《樂府》，或慨歎而為《史論》。這便有了《榆囹讀史草》諸作，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榆囹”之“榆”，即指刑部牢獄一側的忠湣公祠中的榆樹。據說是明代楊繼盛為嚴嵩父子所陷，居獄中手植該樹。李壽蓉在《楊椒山先生祠榆樹記》一文中說：“斯地古所稱‘福堂’，即公被係時寢坐地，斯樹即公所手種樹也。”這也就是李壽蓉將居獄中之作冠名為“榆囹”的由來，更見其心有憤懣。
鹹豐十年（1860），權臣肅順被慈安、慈禧兩宮太後所誅，戶部冤獄得以昭雪。李壽蓉出獄複職之後不願留作京官，乞外任，先後在湖北、安徽等地為官，曾於漢陽、黃州、安慶、滁州、和州等地任道員。他在湖北任職期間，兼經心書院主講，並聚結八方文士結成“鬥詩鍾社”。所謂鬥詩鍾，李壽蓉稱之為“猶催詩之擊缽也”，“亦分曹射覆之比”。射覆賦詩，倡導風雅，也是其一生最為躊躇滿誌的時刻。
李壽蓉一生著述頗豐，然而在他蒙冤被抄家時，原來所著詩文大多被收繳，隨後佚散，不知所終。如今所保留下來的多為後來所作。他的作品除了《榆囹讀史草·史論》兩卷與《榆囹讀史草·樂府》四卷外，尚有《天影盦文存》三卷，《天影盦詩存》四卷，《詩拾遺》一卷，《天影盦書劄》一卷，《外集》一卷，《外集雜著》一卷，《瑣記》兩卷，《聯語》一卷。郭嵩燾稱：“篁仙治史甚深。”縱觀他的《史論》諸篇，究古人之得失成敗與興亡更替，感物傷時，往往多有獨特見解，或激憤於時，或低回於事，上下千年，觸類旁通，不時輔之以《左傳》、《戰國策》、《晉書》、《南史》等史例點綴其中，夾述夾議，融彙博通，且以《讀平準書》冠之卷首。所謂“平準”，及言“漢家財用盛衰之大校也”。這無不與他官戶部主事時所經之事有關，並為之深發宏論。
古人之失，即後人之師。對於《史記》、《漢書》中的人物傳記，李壽蓉均有新的詮釋，論及權臣外戚如竇嬰、田蚡、衛青之幸，論及遊俠壯士如豫讓、聶政、荊軻之義，論及忠臣勇將如李牧、白起、李廣之死等，或臧或否，多係“洵為千古閱世最深之論”（裴蔭森語）。李壽蓉於史書篇章中往往從毫不起眼的字句發端，經過一番精辟的剖析，洞悉微言大義，讀後令人歎服不已。
受科舉八股文的影響，李壽蓉論史往往習慣運用“破題”手法切入，再用“起股”對仗之駢體句式闡述。如《扁鵲》開篇起句：“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旨哉！秦越人之言乎……”又如《範增》一文：“處磊落人不得中之以詭計，處亢厲人不得克之以剛氣。項王何人，亞父事之……”再如《聶政荊軻》一章：“為密事不可以多人，為大事不可以獨力。”如此之類，隨處可見，亦可以看出當年的文風，受試帖影響之深。
揣度《讀史·樂府》諸詩，若要將曆史人物、事件以紀實手法歌之詠之，其難度可想而知。李壽蓉奉史實為圭臬，作出了一番新的探索。他師法古樂府，曼聲協律，騷體製歌，用韻古拙。誠如《文心雕龍》所言“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從這三百八十多首詩來看，如《城南田》：“竇家數頃城南田，種成田家千種冤。前宵歡罄一杯酒，隻道兩家無別言”，又如《李校尉》：“可憐李校尉，哭父萬裏外。兄弟兩三人，孤兒一身在。”都是臻於史傳而感歎之，使人讀後均可以窺斑見豹，加深對史書的理解。
作為同輩人，王闓運對李壽蓉的詩作頗有微詞，先是題詩於扇端譏之為“詞客才名官後減”，後又在《序言》中稱：“……四子皆餓夫，君猶幸不饑，則詩固未窮也。”古稱：詩窮而後工。李壽蓉官至道員，被戲稱為“未窮”，王闓運此說，竊以為失之偏頗，不足以服人。
李壽蓉《詩存》韻味別具，詩句清新明快，飄逸淡雅，每托物於情，寓意深刻。如《瓶供杏花》：“供養何曾便是恩，夜深相對轉銷魂。曉來推起窗欞看，如見盈盈有淚痕。”可謂筆法之妙，鮮婉誘人。此外，詩中用典，藏而不露，渾然天成，意蘊無窮。如《攝江漢關道感作》詩中句：“一捧毛生檄，潸然涕淚並。”又如《登嶽陽樓》：“可無憂樂關天下，如此湖山是故鄉。”再如《靖江覽古即呈星使曾滌生侍郎》：“誰掃氛埃護城郭，萬家香火祝南豐。”諸如此類，含蓄蘊藉而極富情味。郭嵩燾在《詩存序》中稱李壽蓉之詩句“至其華妙處不減宣城也”，頗含賞讚意。
關於《天影盦文存》，體裁一如古纂，包括序、表、跋、記、傳、論等。行文幽思渺邈，語言雅致，各呈異彩。尋其核心主旨，可以用孝悌、忠信、仁愛來歸納。這是李壽蓉所處的那個時代所倡導的美德，也是讀書人抱定的千古情結。就忠信而言，李壽蓉自然站在士大夫立場忠於封建君主。如《晉殘磚拓本序》中稱“粵寇薄城下”，“千百年舊物也，亦為之折”之言，又如《歐陽坦齋侍禦小像跋》“粵寇犯長沙，麓山講堂半為灰燼”之言，均是對太平天國起義軍的譴責，也見其時代局限。至於孝悌，李壽蓉更是推崇備至。如《慕萊堂記》中寫的是祿養娛親的老萊子之故裏，有宗人李萟淵築堂誌慕一事，李壽蓉慨然言其孝義。再如《易孝女傳》記錄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先是易孝女割臂肉為父療疾，家人莫知，後又殉父含藥而死。可謂將孝道推向極至。再說仁愛，書中委婉道來，多以體貼貧乏困頓的勞苦大眾之作，頗具平民情懷。如《賣麻者說》一文講述他自己母親王太夫人積德行善、仁者愛人的平凡故事。雖屬一飯之饋，對於受食者銘記於心，彌年不忘，猶似“漂母”之恩。《人獧說》記錄著一則奇聞，渲染的是另類淳樸生靈、長幼有序、任勞任怨、恪守信義，“幾幾乎獸而人者也”的人獧，活脫為一族安居貧賤的下層人類，傾注的是同情與關懷，抑或是感喟和仁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