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1941年1月20曰《中學生戰時半月刊》第38期）
《世說新語·品藻》篇有這麼一段兒：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腎熟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王子敬隻談談天氣，謝安引《易係辭傳》的句子稱讚他話少的好。《泄說？的作者記他的兩位哥哥“多說俗事”，那麼，“寒溫”就是雅事了。“寡言”向來認為美德，原無雅俗可說；謝安所讚美的似乎是“寒溫‘而已’”，劉義慶所著眼的卻似乎是“‘寒溫’而已”，他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寡言”雖是美德，可是“健談”，“談笑風生”，自來也不失為稱讚人的語句。這些可以說是美才，和美德是兩回事，卻並不互相矛盾，隻是從另一角度看人罷了。隻有“花言巧語”才真是要不得的。古人教人寡言，原來似乎是給執政者和外交官說的。這些人的言語關係往往很大，自然是謹慎的好，少說的好。後來漸漸成為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卻也有它的緣故。說話不免陳述自己，評論別人。這些都容易落把柄在聽話人的手裏。舊小說裏常見的“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就是教人少陳述自己。C女兒經》裏的“張家長，李家短，他家是非你莫管”，就是教人少評論別人。這些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說話並不一定陳述自己，評論別人，像談論天氣之類。就是陳述自己，評論別人，也不一定就“全拋一片心”，或道“張家長，李家短”。“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這兒就用得著那些美才了。但是“花言巧語”卻不在這兒所謂“巧妙”的裏頭，那種人往往是別有用心的。所謂“健談”，“談笑風生”，卻隻是無所用心的“閑談”，“談天”，“撩天兒”而已。
“撩天兒”最能表現“閑談”的局麵。一麵是“天兒”，是“閑談”少不了的題目，一麵是“撩”，“閑談”隻是東牽西引那麼回事。這“撩”字抓住了它的神兒。日常生活裏，商量，和解，乃至演說，辯論等等，雖不是別有用心的說話，卻還是有所用心的說話。隻有“閑談”，以消遣為主，才可以算是無所為的，無所用心的說話。人們是不甘靜默的，愛說話是天性，不愛說話的究竟是很少的。人們一輩子說的話，總計起來，大約還是閑話多，費話多；正經話太用心了，究竟也是很少的。
人們不論怎麼忙，總得有休息；“閑談”就是一種愉快的休息。這其實是不可少的。訪問，宴會，旅行等等社交的活動，主要的作用其實還是閑談。西方人很能認識閑談的用處。十八世紀的人說，說話是“互相傳達情愫，彼130此受用，彼此啟發”的十九世紀的人說，“談話的本來目的不是增進知識，是消遣”；二十世紀的人說，“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談話並不比蒼蠅的哼哼更有意義些；可是他願意哼哼，願意證明他是個活人，不是個蠟人。談話的目的，多半不是傳達觀念，而是要哼哼。”
“自然，哼哼也有高下；有的像岐子那樣不停的響，真教人生氣。可是在晚餐會上，人寧願作蚊子，不願作啞子。幸而大多數的哼哼是1兌耳的，有些並且是快心的。”看！十八世紀還說“啟發”，十九世紀隻說“消遣”，二十世紀更隻說“哼哼”一代比一代幹脆，也一代比一代透徹了。閑談從天氣開始，古今中外，似乎一例。這正因為天氣是個同情的話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又無需乎陳述自己或評論別人。劉義慶以為是雅事，便是因為談天氣是無所為的，無所用心的。但是後來這件雅事卻漸漸成為雅俗共賞了；閑談又叫“談天”，又叫“撩天兒”，一麵見出天氣在閑談裏的重要地位，一麵也見出天氣這個話題已經普遍化到怎樣程度。因為太普遍化了，便有人嫌它古老，陳腐；他們簡直覺得天氣是個俗不可耐的題目。於是天氣有時成為笑料，有時跑到諷刺的筆下去。
有一回，一對未婚的中國夫婦到倫敦結婚登記局裏，是下午三四點鍾了，天上雲沉沉的，那位管事的老頭兒卻還笑著招呼說：“早晨好！天兒不錯，不是嗎？”朋友們傳述這個故事，都當作笑話。魯迅先生的《位論》也曾用“今天天氣哈哈哈”諷刺世故人的口吻。那位老頭兒和那種世故人來的原是“客套”話，因為太“熟套”了，有時就不免離了譜。但是從此可見談天氣並不一定認真的談天氣，往往隻是招呼，隻是應酬，至多也隻是引子。笑話也罷，諷刺也罷，哼哼總得哼哼的，所以我們都不斷地談著天氣。天氣雖然是個老題目，可是風雲不測，變化多端，未必就是個腐題目；照實際情形看，它還是個好題目。去年二月美大使詹森過昆明到重慶去。昆明的記者問他，“此次經滇越路，比上次來昆，有何特殊觀感？”他答得很妙：“上次天氣炎熱，此次氣候溫和，天朗無雲，旅行甚為平安舒適。”這是外交辭令，是避免陳述自己和評論別人的明顯的例子。天氣有這樣的作用，似乎也就無可厚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