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地考察從真實作者到文本敘述者的心靈投影方式，在許多場合往往具有解開文本蘊含的文化密碼的關鍵性價值。”楊義，中國敘事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00.吳組緗的小說多選擇第一人稱敘述，通過“我”的多重角色，變換敘述視角，展開文本敘事，從而增強故事的真實性和可信度。以冷靜但不冷漠的敘述模式展現客觀現實，尤其是技法圓熟的速寫，更是借“縮影”來顯示社會生活的全貌，形成其小說精確、細密，又蘊含巨大情緒力量的敘事風格。本文即從以下三方麵，結合文本就吳組緗小說的敘述藝術展開分析。
一、第一人稱敘述
茅盾曾在《讀〈呐喊〉》裏說過：“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呐喊》裏的10多篇小說幾乎每一篇有每一篇的形式，而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必然有多數人跟去實驗。”吳組緗當屬這些青年中的一個。魯迅的《呐喊》、《彷徨》中有25篇小說，幾乎一半是用第一人稱寫的。吳組緗現存的小說中，采用第一人稱敘述的作品也占了半數。吳組緗曾經解釋說，選擇第一人稱敘述方式來敘事，是因為“用第一人稱，它的視角比較單純……第一人稱口氣比較親切一點”，吳組緗，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138.“好像覺得這樣寫比較容易下筆些”。吳組緗，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168.其實，這是一個敘事角度的問題，采用怎樣的敘事角度是作者的一個敘事謀略，絕不僅僅因為“容易下筆些”。用第一人稱寫小說，看似娓娓道來，信筆走去，其實不易，存在各種技巧。第一人稱敘述的真正困境在於敘述者形象的構成上。由於這類敘述話語的魅力主要維係於敘述者的獨白，這就要求敘述者必須具有獨特的個性氣質，否則，在同一作家那裏，用第一人稱寫作的文本中的敘述者往往容易千人一麵，從而影響一部作品的風格化。吳組緗諸篇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是不盡相同的，通過“我”的多重角色，變換多種敘述視角，讓讀者領略了文本更深層次的蘊意，細細品味不難發現作者的匠心。
（一）“我”——敘述者
采用第一人稱“我”進行敘述的最大好處，首先在於真實感強。伴隨真實感而來的是一種親切感，即沒有距離，沒有居高臨下的說教，顯得真誠、坦白。吳組緗在《離家的前夜》、《黃昏》、《卐字金銀花》、《鐵悶子》等作品中，以第一人稱“我”作為視點：“我”在離家的前夜，目睹了作為知識女性的妻子“蝶”，想要離開“沒落的封建鄉村”、“寂寞古舊的家庭”和繈褓中的嬰兒，去追求“活躍的、前進的、充實的生活”，卻被重重羈絆所阻撓，最終不得不放棄學業，帶著無限幽怨，留守家中，做了賢妻良母（《離家的前夜》）；“我”回鄉歇暑，黃昏在自家小院納涼，卻聽到院牆外嘉慶膏子的叫賣聲，天香奶奶尋豬的鑼聲，三太太的喊魂聲，鬆壽針匠妻子的哭號聲，桂花嫂子的刀板咒聲，更夫老八哥的怒罵聲……這些聲音正訴說著一個個與“貧”、“病”、“死”、“偷”、“倒閉”、“失業”、“穀踐傷農”等字眼相關聯的悲慘的故事，使“我”窒息，家鄉凋敝破產至如此慘狀，“我”不知家鄉“幾時才走上活路”（《黃昏》）；“我”童年偶遇一個喜愛“卐字金銀花”的姑娘，並結下純真的友誼，可成年後再次相遇，卻看到已成寡婦的她，“做了社會不容的事”，被逐出家門，孤苦無助，最後在荒郊的殘垣斷壁中難產而死（《卐字金銀花》）；“我”作為前線報人，耳聞目睹了國民黨軍隊的腐敗，但也親眼看到一個“逃兵”的英勇獻身，客觀揭示了在全民族的抗日熱潮中，光明與黑暗的兩麵（《鐵悶子》）。
小說中，“我”作為故事的敘述者，現場的旁觀者，向讀者講述“自己”的親見親聞，讀者誤把“我”當作者，對文章的原始性和珍貴價值信之不疑。但由於第一人稱限知視角，讀者隻能跟隨敘述人了解“我”的所見所聞，至於“我”不曾知曉的情節，作者巧妙地通過“第三者”來完成。如《黃昏》中每個聲音背後的故事，是通過“妻子”的“解說”來完成的；《鐵悶子》中，作者在“逃兵”出場前不惜用了大量筆墨描寫“第三者”——勤務兵“劉大開”的善良、淳樸、勇敢、正義，篇末通過“劉大開”，介紹了“逃兵”在正義的感召下，思想覺醒，準備重返戰場，卻為保護列車和他人的安全而壯烈犧牲的過程。至此，讀者也就自然將“逃兵”與“劉大開”聯係在一起，“逃兵”是在國民黨部隊沾染了惡習，犯了命案，想潛逃回家，其實，他的“本質是好的”，和“劉大開”一樣，都屬於淳樸、勇敢、正義的農村青年。小說這樣處理讓讀者有更大的想象空間。
（二）“我”——敘述者、主人公
第一人稱的情感判斷與價值取向與隱含作者既有一致的一麵，又有相悖的一麵，甚至於敘述者從反麵傳達隱含作者的意圖，造成不可信的敘述者，讀者必須透過敘述者造成的迷霧去洞察作者的真實意圖，這樣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具有反諷性質。因此，第一人稱寫反麵人物會達到批判的效果。《官官的補品》就是一篇采用非常獨特的敘述技法寫成的作品。作品也采用第一人稱，即“官官”的自述。作品中的“我”既是敘述者，也是小說的主人公，敘述者與主人公“官官”的觀點是一致的。“我”住在城裏整日吃喝玩樂，因車禍險些喪命，輸入鄉民“小禿子”的血得以生還，因傷了元氣，回鄉調養，每日雇奶婆（小禿子的妻子）擠奶進補。貧苦農民的鮮血和奶汁成為地主闊少的補品，而農民出賣了自己的鮮血和奶汁仍然難以維持生計，“小禿子”隻好當了土匪，最後被“官官”的叔叔為首的地主鄉團活活砍死。小說以這個地主闊少的眼睛和意識活動為敘事角度，顯然帶著階級的偏見，隱含作者對“官官”所代表的地主階級的憎恨，透過“官官”那驕蹇和冷酷無情的自述滲透讀者心裏，使讀者清晰地看到中國農村充滿血腥味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感受到隱含作者對“官官”作為剝削階級的思想、道德與價值判斷的否定和揭露，這正是作家所追求的效果。吳組緗在這裏的反諷敘述是一目了然的，讀者可以輕易超越反諷敘述者走向隱含作者。因此，有學者認為，與魯迅第一人稱的運用技巧相比，這裏的反諷隻是一種戲劇化的修辭技巧；而我以為，文本中的隱含作者就是要通過“官官”的自供狀，讓讀者直接麵對這群吸血者的真實嘴臉，揭露“體麵人家”的醜惡靈魂，引發讀者共鳴，更直接感受農民的不幸與悲苦，使讀者從否定的角度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階級的“吃人”本質。
把“敘述者”與“隱含作者”作為一對關係來考察，不言自明，“我”的敘述態度並不代表作者本人的態度。這裏，作者和敘述者拉開距離，“真實作者和敘述者的錯位，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距離的接近和視角的偏斜，是能夠使讀者在真實感和迷惑的矛盾心理中體驗著作品的審美張力的。”楊義，中國敘事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04.反諷敘述，增加了小說作用於讀者的心理張力，造成讀者閱讀心理上對敘述者的某種優越感，讀者越過敘事者設置的障礙接近隱含作者的立場時就會產生對文本破譯的快感，與作者取得默契的愉悅，從而在更大意義上實現閱讀的本質，在閱讀過程中體驗自我的力量和獲得自身的實現。從這一點來看，《官官的補品》無疑是一部成功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