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的《行動綱領》規定：“（一）本會以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建立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為最高理想。（二）本會行動綱領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之對外對內政策為基本原則。（三）本會當前之革命任務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之獨立、民主與和平。”
民革《告本黨同誌書》揭露蔣介石自北伐以來篡黨奪權，排斥異己，發動內戰，而終“使本黨亦麵臨生死存亡之關頭”。蔣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現在：於軍，則摧殘革命部隊，培植特務爪牙；於政，則消滅民主政治，厲行專製獨裁。“我諸同誌二十年來受蔣氏之構陷、排擠猜忌者不乏其人，或慷慨奮發，指陳其惡，作勇敢之反對；或盡言忠告，以期其覺悟；或忍氣吞聲，以俟可為之機，所行雖不盡同，然愛國忠黨之心與深惡痛絕蔣氏毀黨賣國之行，則初無二致。本黨革命同誌，不忍心總理艱難締造之國民黨毀於少數反動者之手，爰召集同誌舉行本黨民主派聯合代表大會，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望蔣氏控製下之本黨進步同誌，亦深望早日脫離蔣氏，參加本會革命工作，救黨報國。”
民革成立之後，民聯和民促在組織上並沒有立即並入民革，而是各自獨立地存在和活動，並獨立參加新政協會議，直到1949年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才完全並入民革中去。民革的成立標誌著國民黨民主派同蔣介石集團的徹底決裂，使國民黨民主派的反蔣鬥爭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到1948年初，民盟、民革、致公黨、台盟等民主黨派和廣大的愛國民主人士齊集香港，他們放棄了“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宣布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公開揭起了推翻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旗幟。香港成了各民主黨派反蔣鬥爭的基地。
2.2中間派在香港的抗議
1948年1月2日，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在港舉行新年團拜會，參加者有李濟深、馬敘倫、沈鈞儒、譚平山、彭澤民等百餘人。他們在會上一致表示，要與人民解放軍相配合，在這一年內把蔣介石的反革命勢力消滅。所以“今年團拜慶祝新年，就是慶祝民主勝利年”。新年伊始，他們便投入了積極的反蔣鬥爭之中。
1948年1月18日，上海同濟大學學生為反對國民黨訓導處開除同學，爭取學生會的民主權利而罷課，並於29日赴南京請願，在交大、複旦等校學生前來歡送時，上海市長吳國楨親自指揮軍警對學生進行鎮壓，並逮捕學生200餘人。31日，上海舞廳的職工與舞女，因反對國民黨當局強迫抽簽停業而集會，又有近800人被捕。2月2日，申新九廠罷工工人也遭到鎮壓，傷亡幾十人，100餘人被捕。對於上海接連發生的三次慘案，各民主黨派表示極大的憤慨。2月3日，民盟總部發言人指出：這幾次事件證明“獨裁政權一天存在，則人民一天不能享受民主權利，人民的生活更無從改善”。
中國致公黨也發表談話，號召海內外同胞，為了維護人民的基本權利，一致來阻止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高壓、屠殺政策，並為支援祖國青年學生而鬥爭。2月7日，民革主席李濟深發表書麵談話，認為上海的這幾次慘案，更加證明了蔣介石獨裁政權的反動。上海此次抗爭運動，決不是地方事件，而是全國人民反對南京政府的反動統治的一種表現。2月15日，在港的婦女界知名人士何香凝等42人發表聯合宣言，認為這三次慘案中所流的血指明了反動統治者的末路，引導我們走向更堅決的鬥爭。這次抗爭，特別是舞女們都已挺身而起伸出了拳頭，最深刻地表明廣大人民對於南京反動政府已經不再有一絲一毫的幻想了。
1948年春，為了配合美國援蔣法案的通過和“行憲國大”的召開，美蔣再次作出希望“和談”的姿態。2月21日，司徒雷登對合眾社記者說：“相信中國問題最好的可能解決辦法是恢複國共和談”。美蔣的“和談”試探一出籠，在港的民主人士立即展開批判。
2月25日，沈鈞儒、李濟深、郭沫若等，分別對記者發表談話，一致認為：這是一個政治陰謀，其目的有三，一是緩兵之計，想以“和談”空氣爭取時間，加緊建設“華南”，完成“練兵計劃”，把反革命戰爭進行下去。二是“要找一種借口，企圖把戰爭責任推給中共”。三是掩蓋美國援蔣亡華陰謀。而中國人民對此的態度隻有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由於全國人民及中共和各民主黨派都洞悉美蔣的這一陰謀，致使他們不僅不能達到爭取時間的目的，反而暴露了蔣介石統治集團的無能和美國援蔣問題的焦急。因而“和談”空氣放出後不久，美蔣不得不趕快設法收回。司徒雷登說，他無意主張政府現在應跟中共重新談判。合眾社隻有賠禮道歉，說“本社現在無意，將來也無意給南京政府在‘剿共’中找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