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信寫道：“我們認為蘇聯政府對南京政府要求蘇聯調停中國內戰的照會應作如下之答複：即蘇聯政府從來是、現在仍然願意看見一個和平的、民主的和統一的中國，但是用何種方法達到中國的和平、民主與統一，這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蘇聯政府根據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原則，未便參加中國內戰雙方之間的調和工作。”
毛澤東還在信中明確表示：中共傾向於要南京政府無條件投降，中國革命已勝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戰術，推遲取勝時間。
在這種情況之下，斯大林按中共起草的複文答複南京政府，拒絕了蔣介石的調停請求，但仍希望國共和談能夠成功。不僅如此，斯大林甚至附和美國和蔣介石集團提出的“劃江而治”主張，力圖向中共施加影響，建議人民解放軍不要打過長江。
當然，隨著中共平津、淮海戰役的勝利，蘇聯也開始看到中國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的可能，在竭力維護與國民黨政府關係的同時，蘇聯領導人也開始為與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打交道作準備。體現蘇聯這一政策的行動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1949年1月31日～2月7日的來訪。米高揚的訪問是戰後以來蘇聯領導人和中共領導人第一次直接高層接觸，是中蘇關係史上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一筆。
米高揚訪華是斯大林第——次派政治局委員直接來華了解情況和直接聽取毛澤東的意見，它對斯大林了解毛澤東和中國革命，具有重要作用。
1949年1月，李宗仁任臨時總統期間，蘇聯駐華大使館和李宗仁起草了一份兩國協定的草案，表示蘇聯和國民黨中國要“真正合作”，條件是國民黨中國在未來的任何國際衝突中保持中立以及消除美國影響。這項協定最後由於美國政府的影響而未能實現。在三大戰役尚未結束之時，南京國民黨政府決定遷都廣州，同時要求所有外國駐華使館隨其南遷。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駐華使節都認為，國民黨政府在“離開南京時不會擁有任何大部分中國的真正行政控製權，政府在那時候將僅僅成為一種象征而已”，這時，如果外國駐華使館繼續留在南京“並不意味著承認共產黨政權，也不意味著對蔣介石的承認。”他們一致同意分別向各自的政府建議不要遷到廣州去，而繼續留在南京。在這種情況下，隻有蘇聯對國民黨政府表示了罕見的熱情，在廣州又是忙著設領事，又是準備開辦影片推銷公司。1949年2月5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率其使館人員隨國民黨遷到廣州。與此相應，天津、北平解放後，蘇聯駐平津兩地的領事館卻悄悄關閉了。
羅申去廣州前“敦促李宗仁安排與共產黨的聯合。”3月下旬，當李宗仁宣布駐蘇大使傅秉常出任外交部長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後，蘇聯政府即給予破格禮遇。蘇聯實權人物最高檢察長維辛斯基抱病接見了他，對他任駐蘇大使的工作表示讚賞，斯大林也接見了他，向他表示“對國共和談寄以期望”。
對於蘇聯的態度，中國共產黨人不能不感到不解和不滿。毛澤東本人多次談到斯大林向中國施加影響，建議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要打過長江。早在194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西柏坡就說過：“國際上有的朋友，對我們解放戰爭的勝利也半信半疑，勸阻我們就此止步，和蔣介石以長江為界，搞‘南北朝’。”1957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王方名等人時又談到此事。他說：“直到1949年，我們眼看就要過長江的時候，還有人阻止，據說千萬不能過長江，過了，就會引起美國出兵，中國就可能出現南北朝。我沒有聽他們的。我們過了長江。美國並沒有出兵，中國也沒有出現南北朝，如果我們聽了他的話，中國倒真可能出現南北朝。”毛澤東接著道：“後來我會見了阻止我們過長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話就說：‘勝利者是不應該受責備的’。”
鄧小平後來總結：“在斯大林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沒有聽他的話，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這裏所說的關鍵問題，即是指中國人民解放軍要不要打過長江去的問題。
2.米高揚悄悄來到西柏坡
西柏坡。毛澤東、周恩來策劃了勝利之際的外交政策，形象地提出了“另起爐灶”和“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幾天後，蘇聯貴客秘訪西柏坡。米高揚說，他是帶著耳朵來的。
2.1另起爐灶和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
1949年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扭轉乾坤的年代。此時，中國曆史的發展進入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國共兩黨鏖戰正酣。
國際環境對一個新政權的存在和發展是相當重要的。對於我們即將建立的新的政權，國際上會采取什麼樣的態度呢？中國的局勢發展之快令世人瞠目，許多國家的對華政策來不及調整，出現了混亂。有的觀望，有的腳踏兩隻船，在國共兩方尋找機會，因而出現了搖擺現象，甚至充滿著矛盾。可以說，此時的中外關係已發展到了一個關鍵時期，國際社會麵臨著在中國的選擇問題，而中共也麵臨著在國際上選擇的問題。對此毛澤東有清楚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