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我們軍隊的戰鬥力強，士氣旺盛。我們軍隊的主要特點是成分好、覺悟高，戰士和指揮員都比較年輕、活潑、精力充沛、戰鬥力強，不僅能吃苦耐勞，而且善於發揮自己的特長、主動性和靈活性。隻要指揮得當，在戰略、策略、戰術上都不犯重大錯誤，我們取得完全勝利是有把握的。”
毛澤東強調指出：我們的口號、政策都是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和要求的，深得人民的擁戴。全國工農群眾和先進知識分子階層是同我們站在一起的。後者中的反動分子大多會跟國民黨走，或到台灣，或出國。對於我們，目前可以說是人心所向，民心所歸。這是我們徹底打敗蔣介石國民黨的有利條件和良好機會。“時乎，時乎，不再來！”這個時機不能失去。其實，在1947年蔣軍占領延安後，我們在陝北於10月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的口號，後來還提出過：“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這都是我們的戰略性的指導口號，而且將要在實際行動中逐步實現的。我們撤出延安時就說過：蔣軍一打進邊區來，我們就可以在蔣管區作戰；他占領延安，我們就可以進攻南京。我們對他們的辦法是：針鋒相對，寸土不讓。
隨後，毛澤東分析了中共當時麵臨的一些問題：
第一是勝利後建立新政權的問題。其性質、形式、組成、名義等的明確化，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這個問題，我們已經思考過。首先，這個政權的性質概括地講就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而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稱為人民民主專政更為適合更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組成、它的成員問題。我們認為它必須是個聯合政府。名義上不這樣叫，而實際上必須是聯合政府。現在中國除共產黨外，還有好幾個各種各樣的民主黨派，有的已同我們合作多年了。雖然他們的力量都不算強大，人數也不多，他們在工農群眾中或武裝中沒有什麼影響；但他們在知識界、海外僑胞中有一定的影響。我們準備繼續團結他們，照顧他們，給他們在政府部門的各個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國家政權的領導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裏的。這是確定不移的，絲毫不能動搖的。
這樣的一種聯合性質的政權，能合得來，能步調一致麼？這是一個實際問題，工作方法與製度問題。一方麵，製度、秩序可以逐漸建立、完善、健全起來，工作方法也可以在工作中逐漸協調和改進。工作中的矛盾、磨擦一定會有的，但也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總之，將來政府的組成大概就是這樣的，中國共產黨是核心，是骨幹，新政權需要不斷加強和擴展統戰工作。
第二，勝利後接踵而來的任務就是恢複生產和經濟建設。戰爭一結束，我們不但要恢複生產，而且要建設嶄新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國民經濟。這不是發出幾個口號，幾次號召，或作出幾項決定就可以完成任務的，必須要有正確的政策。我們正在研究蘇聯經曆的兩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後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恢複工作的經驗，作為參考和借鑒。中國有五億多人口，對他們的發動、組織和安排，談何容易。當前擺在我們麵前的迫切任務是解決人民的衣食住問題和安排生產建設問題。
毛澤東又指出：“人民群眾擁有最強大、最可靠的戰無不勝的雄厚力量。我們的工、青、婦組織在戰爭年代發生了巨大的作用，在生產建設中也將會發揮更充分、更偉大的作用。目前，在全國範圍內，群眾還沒有完全組織起來，這也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項艱巨任務。至於現成的組織形式，工人階級有職工代表大會；婦女有婦女聯合會；而青年，這個幾乎占全國近半數人口的群眾，除青年團那樣的組織形式外，恐怕還得建立發展其他類型的組織，如學生聯合會或其他青年組織形式等。”
毛澤東說到這裏，米高揚插話說：成立幾個不同的青年組織是否會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層的力量？是否會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為了便於對青年們的組織、安排和領導，是否隻要一個共青團組織就行了。
毛澤東說：“中國青年人口總數超過一億，怎麼可以用一個組織把他們圈起來？圈起來怎麼做工作？對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應該是恰當的、靈活的，自然，也要保證它們能發揮出自己應有的作用。”
米高揚急忙聲明：“我隻是帶耳朵來的，沒有權力發表意見。”
此後，米高揚再也沒有插過話。“毛澤東接著說了軍隊問題：目前我們的軍事力量發展得較快。青年們踴躍參軍，加上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虜，部隊力量的擴充很容易，很快。目前解放軍中的若幹部分，主要是起義部隊，須要大力改編、改造。
此外，解放軍本身也需要逐步改編、改造和現代化。將來中國無需維持過於龐大的軍力，而應實行寓兵於民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