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待民主人土的指示》，指出，我黨對待已經到達解放區的民主人士的方針，應該是以徹底坦白與誠懇的態度，向他們解釋政治的及有關的黨的政策和一切問題，積極地教育與爭取他們。對政策問題，均予以正麵解答，不加回避。對政策中出現的情況，亦據實相告。
這個文件還要求：由我黨各部門的負責同誌作有關戰爭、軍事政策、政權、土改、外交、經濟、文化教育、婦運等方麵的報告，以及通過座談會，同我黨負責人談話，進行日常接觸和交談，組織參觀，提供學習材料和資料，關心生活及健康等方式，做民主人士的工作。
當時很多部門的負責人都給民主人士作過情況報告。毛澤東在百忙之中，也抽出時間同許多著名的民主人士進行書信來往或直接交談。他寫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和《關於時局的聲明》，更是對廣大民主人士提高認識起到了推動作用。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直接關懷下，到達解放區的民主人士55人於1949年1月22日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完全讚成中共的革命立場，接受中共的領導。
從1948年中共發布“五一”口號到1949年春，在各種因素的推動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絕大多數，在徹底推翻國民黨統治和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這兩個基本問題上，與共產黨取得了共識。這就為共同綱領的正式製定，創造了必要的前提。
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同年6月底毛澤東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的著名文章，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共產黨有關革命和建國的理論，從而也就為共同綱領的製定奠定了更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
8月22日，周恩來乘吉普車來向毛澤東彙報，從中南海出門，經西四，出西直門，經海澱，到達香山雙清別墅。
毛澤東看完之後，對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刪改，又重新改寫了幾段文字。
這份《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草案初稿，可以說是整個共同綱領起草過程中的第二稿。
同1948年11月起草的《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案相比較，它刪除了“人民解放戰爭的曆史任務”一部分；在具體條文的規定上，增添了不少新的內容。
它在一般綱領中規定：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個單位，要以“奉行新民主主義”作為長期合作的政治基礎，新民主主義是統一戰線的綱領；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及中國境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在整個新民主主義製度期間，既不是一個階級專政，也不是一黨獨占政府，而應是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在新民主主義綱領之下的聯合政府。此外，還規定了新民主主義的國防、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新民主主義的國際關係。
在具體綱領部分，它按“解放全中國”、“政治法律”、“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國防”、“外交僑務”六個方麵，共列45條。這份草案初稿，成為此後不久正式提出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綱領的結構也作了變動，不再分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而是在序言之後平列七章。
這次修改，是整個共同綱領起草過程中的第三稿。在這個階段，毛澤東直接參加了對稿子的修改工作。
從9月3日至13日，毛澤東至少4次對草案稿進行了細心修改，改動總計達200多處。
毛澤東不但修改草案，他還親自校對和督促印刷。
9月3日，他寫了一張便條給胡喬木：
“喬木：綱領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點左右交來。題應是《共同綱領》。”
當晚10點，秘書胡喬木把框架基本定型並第一次正式稱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草案送到毛澤東辦公室後，毛澤東立即動筆逐字、逐句、逐段修改，並在豎寫的題目左側親筆加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的字樣。
9月5日晚，胡喬木將毛澤東修改後的稿本送去付印。沒過多一會兒，毛澤東又派人給胡喬木送去一張便條，上麵寫道：“喬木：今晚付印的綱領，請先送清樣給我校對一次，然後付印。”
9月6日，毛澤東把校對過的清樣交下，並指示：“照此改正，印成小冊子一千本。”
3.3大憲章沒有社會主義字樣
9月7日晚，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把《共同綱領》草案稿分送給各位新政協代表，組織他們進行分組討論。
此後，毛澤東在改過9月11日草案稿後又批示：
“喬木：即刻印一百份，於下午六時左右送交勤政殿齊燕銘同誌，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組修正後，再印一千份。”
由上可見，毛澤東直接參與和細心指導了共同綱領最後階段的修改和印刷工作。
在開國大典即將到來的日子裏，毛澤東夜以繼日地工作。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必須隨時配合，以致大家的休息和睡眠時間都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