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的審美趣味與理想可以用“雅麗”一詞概括。《文心雕龍·征聖》篇寫道：“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若征聖立言，則文其庶矣。”具體地說，“雅麗”就是“銜華佩實”。“雅”與“佩實”相通，即充實的內容合於儒家經典的思想感情；“麗”與“銜華”互訓，即華美的文采，這與他的“宗經”思想、講究社會倫理價值的文學觀是分不開的。具體到詩歌作品來看，既要有四言之“雅潤”，又要有五言之“清麗”，即“結言端直”、“風清骨峻”的作品才是詩歌經典的本色。
在劉勰看來，五言詩最重要的特點是“麗”。“清麗”是劉勰對漢代五言古詩審美特點的概括。具體來說，劉勰觀念中的五言“流調”，連鍾嶸也認為“會於流俗”，但劉勰認為古詩“直而不野”。對於“野”字，孔子解釋為“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記·仲尼燕居》），《荀子·修身》篇中也說：“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由此看來，“有禮則雅，不中或不由禮則野”，“野”與“雅”相對，因而五言古詩“直而不野”的“清麗”與“雅麗”不同，與其理想的“風清骨峻”尚有距離。從某種程度上講，“清麗”一詞準確地概括出了《古詩》作為脫胎於民歌的早期文人五言詩所具備的特點。“清麗”也正是五言詩創作繁榮、成熟的標誌。
鍾嶸所理解的“清”還有“悲怨”的含義，上文談到，“清”的審美意義最初由音樂審美轉向詩歌審美，音樂中的“清”與悲怨的情感有關，而六朝時期也有“以悲為美”的風尚。出於《國風》係的《古詩》，鍾嶸歎之為“清音獨遠，悲夫”，包括“詞多哀怨”、“意悲而遠”的審美特征，同時“文溫以麗”，兼具《詩》、《騷》兩者之長。
二、“清、典、麗”與“清、新、麗”
選本是我國一種古老的文學批評形式，中國古代選集的編訂者往往通過刪選作品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文學主張和審美趣尚。《文選》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文總集，而《玉台新詠》則是繼《詩經》、《楚辭》後又一部收錄東周至南朝梁代“豔情”主題的詩歌專輯。
有學者認為，這兩個選本在詩歌選錄上表現出水火難容的差異，但漢末無名氏古詩是《玉台新詠》與《文選》兩書中重出頻率最高的一組詩。《文選》以“古詩十九首”之名將其列於詩類“雜詩”目之首，《玉台新詠》則以“古詩”之名置之於全書之首，其八首詩中有四首與《古詩十九首》重選，即《凜凜歲雲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和《客從遠方來》。《玉台新詠》中題名為枚乘所作的《雜詩》九首與《文選》中《古詩十九首》有八首重複，《古詩十九首》中兩書重複選錄者共有十二首之多，特別是其中言及女性的詩篇。兩書對於作者的認定雖有不同，但重複選錄的現象顯示《古詩十九首》均符合兩書編選者的批評觀念與審美趣味，表明他們在這些方麵存在共識。在一定意義上，兩書表現出的驚人一致，也代表著那個時代的審美趣向。
在《文選序》中，蕭統比較集中地表達了自己的文學觀，體現出他的審美趣味及選文標準。蕭統認為“踵事增華”是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種文學觀念下，“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而成《文選》。他選文的標準是“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也即他所追尋的“文質彬彬”的理想境界。更具體來看，其詩歌審美理想與追求體現為“清”、“典”、“麗”三者的融合。他在《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中說：“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嚐欲為之，但恨未逮耳！”同時他又說：“發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率爾，殊為佳作。”在蕭統眼裏，“麗而不浮，典而不野”就能“文質彬彬”，乃清新佳作。為此，被蕭統所極力推崇並刪選命名的《古詩十九首》，自然是其所推崇的“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的“清英”和“清新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