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齡雖對詩歌語言的精美工致頗為重視，但隻要意好言真，用意方便，可不拘對偶，他曾列舉出一些不完全和律的詩句作為出“意”的典範，如三次將《古詩十九首》中“古墓犁為田，鬆柏摧為薪”作為“傑起險作，左穿右穴”的範例。王昌齡的《詩格》中論起落之法、語勢、勢對、六貴、五用等，大量範例出自《古詩十九首》，如《詩格·詩有五用例》中談到“詩有五用例：一曰用字，二曰用形，三曰用氣，四曰用勢，五曰用神”，其所列例句多出自《古詩十九首》。如“用字一：用事不如用字也。古詩‘秋草萋已綠’，‘萋’，用字也。用形二：用字不如用形也。古詩‘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其最高境界乃“用神”，“用神五：用勢不如用神也。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而在其《詩格·起首入興體十四》中也多以《古詩十九首》中詩句為例：
感時入興一，古詩：“凜凜歲雲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以厲，遊子寒無衣。”此皆三句感時，一句敘事。先敘事，後衣帶入興五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裏，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麵安可期。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此六句敘事，兩句衣帶。把聲入興十一。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此心聞也。
又如王昌齡《詩格·落句體七》中雲：“勸勉二，古詩：‘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此義取自保愛也。”《詩格·詩有語勢三》中雲：“語勢有三。一曰好勢，二曰通勢，三曰爛勢。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乃好勢之範。”《詩格·勢對例五》中雲：“一曰勢對，二曰疏對，三曰意對，四曰句對，五曰偏對。意對三。古詩：‘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由此看來，《古詩十九首》實際上已成為王昌齡的詩學範本，並由此體悟出詩歌“律清”、“意真”的審美趣味。
王昌齡的《論文意》中說道：“凡作詩之體，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辨則律清。”並指出：“凡屬文之人，常須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氣之前，巧運言詞，精煉意魄。”王昌齡獨標的“意境”是高出“物境”與“情境”的最高境界，其“意”深受佛禪關於“真”的熏染，表達的是一塵不染、空靈美妙的詩歌審美境界。
皎然以五格品詩為綱要，以“情、格並高”為最高範式，以“作用無跡”為標準，衡之以“一十九體”，依次將漢魏至唐代的詩分為五等，將漢魏古詩作為詩歌創作的至高美學範本。在《詩式·詩有五格》中，《古詩十九首》被列為“上上逸品”的第一格，所用二十八詩例中，《古詩十九首》達十七例之多，由此可見他對《古詩十九首》的賞識與推崇。皎然論詩也強調自然，對漢魏古詩的推崇就是因為它們是詩人真情真性的自然流露，不見作用痕跡。皎然認為：“古詩以諷興為宗，直而不俗，麗而不巧，格高而詞溫，語近而意遠，情浮於語，偶象則發，不以力製，故皆合於語，而生自然。”但皎然所倡的“自然”，不是不思，而是“若不思而得”。他不認同“詩不要苦思，苦思則喪於天真”的觀點，以“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句為例，認為這種自然乃“但貴成章以後，有易其貌，若不思而得也”。所以，在皎然眼裏，“《十九首》辭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雖然“李陵、蘇武二子天與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但兩者相比，皎然更推崇的還是《古詩十九首》。所以，在《詩式·語似用事義非用事條》的“補遺”中，他認為“蘇、李之製，意深體閑，詞多怨思。音韻激切，其象瑟也”，而“唯古詩之製，麗而不華，直而不野。如諷刺之作，雅得和平之資，深遠精密，音律和緩，其象琴也”。
皎然還將“苦思”與“天真”、“自然”兩者統一，即其推崇“作用無跡”。他提出“詩道之極”，於“不顧詞采，而風流自然”（《文章宗旨》）。其《詩議》提倡“精思”、“苦思”（《詩式·取境》），但反對“斤斧跡存，不合自然”（《詩式·對句不對句》），皎然認為：
詩不要苦思，苦思則喪於天真。此甚不然。固當繹慮於險中，采奇於象外，狀飛動之句，寫真奧之思。夫希望世之珍，必出驪龍之頷，況通幽含變之文哉？但貴成章以後，有易其貌，若不思而得也。“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此僅易而難到之例也。
其《詩式》中又論道：
詩不假修飾，任其醜樸，但風韻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無鹽缺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雲，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
由此看來，皎然倡“清”、“真”而不廢“麗”，主張“至麗而自然”（《詩有六至》），達到清麗與清真的高度統一。
唐代的“意境”說內涵集中體現出“清”、“真”的審美趣味與理想。曆代詩論中，“清真”詩學的內涵在元代陳繹曾《詩譜》對《古詩十九首》的審美闡釋中得以張揚，在其《詩譜》中，“真”是詩歌本質精神，《古詩十九首》由“真”而“清”而“精”，達到詩歌審美的至高境界。《詩譜》對漢詩的總體體認是“先真實，後文章”，無論是樂府民歌、《古詩十九首》，還是三國六朝名家作品，皆體現出一個“真”字。陳繹曾對《古詩十九首》的評價可視為對“清真”全方位的注解：“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至精。”《詩譜》評漢樂府為“真情自然”，評張衡為“遣辭自妙”，評蔡琰為“真精極切，自然成文”等。“真”又與“自然”相連，“情真、自然”為上。